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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有秘密文件，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为那个间谍准备的任务清单。
在地铁的火车上，艾姆斯想起了他带的录音机需要换电池了，而正在这个时候，
火车到站了。艾姆斯慌忙跳出车门，找到一家商店买了电池。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
他把提箱忘在车上了。
这个车站离终点站不远。艾姆斯慌慌张张地跑回车站，越过铁道，到了另一面
的站台上。他检查了从城里开回来的每一趟火车，结果是白费工夫。
艾姆斯于是乘车到最后一站，气急败坏地翻遍了放在那里的垃圾桶。他想，捡
到提箱的人说不定想在里面找到钱，结果却没有发现钱，便将箱子扔掉了。
白忙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他只好跑到他们的一个活动点，给纽约基地
的负责人打电话。
“我必须马上见你，”他说，“我们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泛美大楼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们感到惊恐万分。艾姆斯遗失提箱的地
方离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住宅区不远，这个箱子有可能被某个乘车的苏联人拾去。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光凭那份任务单，苏联人就可以查出谁是叛徒。但是事情还可
能更糟：那个箱子里还有那个苏联情报来源早些时候给艾姆斯的几张照片，照片上
有他本人和他的几个朋友。要是这些照片落到克格勃手中，那个苏联情报来源必死
无疑。这还不算，艾姆斯曾将所有的材料都从秘密夹层里取出来过，但是当他放回
去时，却只是往箱子里一扔，并没有放到夹层里去。
与此同时，艾姆斯与基地负责人经过商量，决定还是要去和那个苏联情报来源
见面。他们见了面；但是在见面对艾姆斯并没有告诉他丢失了手提箱的坏消息。他
只是告诉他，中央情报局又给他制定了一套新的应急计划，并对他说，这并不意味
着眼前就有什么危险，不过是未雨绸缪，以防万一。他又给了那个苏联人几个新的
电话号码，然后回到基地负责人位于曼哈顿的公寓；他的老板和两名联邦调查局的
人员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正在斟酌如何在纽约时报第一页的下方登一则寻物启事，
以找回那个箱子。当他们正在瞑思苦想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联邦调查局打来的。
打电话的人告诉他们，箱子找到了：住在皇后区的一位教师拾到了那个箱子并把它
交给了警察。听到这个消息，几个人如释重负。据艾姆斯后来讲，他当时都快急疯
了，要是真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只好卷铺盖走人。
事情过去以后，艾姆斯受到书面警告，中央情报局并责成他写一份建议，提出
若干措施，以预防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在去和他们的情报来源会面时把提箱忘在
地铁的火车上。中央情报局对其雇员的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真叫那些私营企业的
雇员们羡慕得要死。
艾姆斯到了纽约之后，被分配去联络的第一个苏联情报来源是谢尔盖·费多连
科，一个圆滑、英俊的学者，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他归艾姆斯和联邦调查局共同
管理。费多连科当时32 岁，是苏联前驻联合国和日本的大使尼古拉·费多连科的
女婿。老费多连科会说中文，1949 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时，他曾做过翻
译。谢尔盖跟着他的著名的老丈人姓，这类事在苏联也是屡见不鲜的。人们普遍认
为谢尔盖这样做是想沾他岳父的光，可是他说没那么回事。他说跟老头子姓非但对
他没有帮助，反而还有妨碍：因为老费多连科在外交部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
他说是老头子坚持要他改姓，因为他自己没有儿子。谢尔盖的妻子海伦是一位有名
的美女，1964 年8 月号的美国《时尚》杂志曾用一整页的篇幅刊登过她的一张美
艳惊人的照片，并配有一篇短文。那张照片是由世界著名的摄影家艾尔文·佩恩拍
摄的。照片中的那位黑眼睛的美女看起来很像著名影星赫本。那短文写道：“生性
活泼的海伦·费多连科显示了一种深邃的俄国浪漫风情，她兼有智慧、庄重和青春
的活力。19 岁时的海伦已经陪着她的身为外交官的父母到过中国、日本和美国，
当然更不用说俄国了。”这件事引起了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强烈不满。当
时苏联的阿尔卡狄·谢甫钦科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是谢尔盖·费多连科的上级。
据谢甫钦科回忆，葛罗米科早就对老费多连科不满，认为他打一个蝴蝶领结对一个
大使来说真是不伦不类。所以每当葛罗米科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老费多连科
就得换上领带。这次海伦的照片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流行的时装杂志上更是火上浇油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苏联高级外交官的女儿会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搔首弄姿。
因此，葛罗米科感到极为气愤。
谢甫钦科忍俊不禁，笑着说：“不过这总比照片出现在《花花公子》上要好得
多。”
虽然小费多连科被美国收买成为美国的情报来源，可是在美苏之间的间谍战中，
他在克格勃的那一面也压上了一宝：他也同时向克格勃提供情报，其中不少是艾姆
斯给他的一些无关紧要的非机密文件，用以骗取克格勃的信任。费多连科是通过隐
藏在联合国里的克格勃官员伏拉狄克·英格尔向克格勃递交情报的。
可是，间谍世界是很复杂的。费多连科没想到，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
局正通过一个身为海军军官的双重间谍来诱捕英格尔。1978 年5 月，英格尔和克
格勃的另一名官员在新泽西州的一个丛林中寻找那个海军军官投放的一个包裹时，
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在他们被捕以后，卡特内阁的成员们就如何处理这一案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司法部长格瑞芬·贝尔主张对这两个间谍进行起诉；而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勒和国务
卿万斯则表示反对。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影响美苏之间正在进行的关于裁减军备的谈
判，而且这也只会遭到苏联的报复。争论的结果是贝尔占了上风。但是，不出所料，
这年6 月，苏联政府宣布1 年以前他们逮捕了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玛莎·彼得森。她
是在莫斯科河和列宁山之间的一个秘密投放点放置间谍材料的现场被捕的。
两个苏联间谍经审判后被判处50 年监禁，可是过了没多久，在美苏双方交换
人员时，他们被释放回国。
1977 年，费多连科离开纽约回国。艾姆斯出席了在纽约北部一个秘密地点为
他举行的告别晚会，并送给他一个黑色的钱包。
艾姆斯在纽约期间还试图收买真理报驻纽约的首席记者托玛斯·克勒斯尼钦科。
他后来告诉一个朋友说，托玛斯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艾姆斯在收买费多连科和克勒斯尼钦科这两件事上都颇有收获；可是和他这次
纽约之行的主要成果比较起来，这些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在艾姆斯尚未到达纽约的头一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官员阿尔卡狄·
谢甫钦科已经与中央情报局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西方。这一消息令中央情报
局欣喜若狂：如果这事果然发生，他将是历来叛逃到西方的级别最高的苏联官员。
艾姆斯被分配去协助处理这条迄今为止游进中央情报局网里的头号大鱼。谢甫
钦科是一个矮小，粗壮的汉子，热情奔放，颇有智慧。他于1933年生于乌克兰东部
的郭尔罗夫卡镇，那里有一个煤矿。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家里环境比较富裕。他
读过普希金的诗歌，学会了下棋和弹钢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幼的阿尔卡狄
和他的母亲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区躲避战火；而他年长的哥哥根纳狄则应征
入伍，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后来在华沙上空被击落，英勇牺牲。所以阿尔卡狄对
他的哥哥佩服得五体投地。战后，阿尔卡狄进入了苏联第一流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他在苏联外交部青云直上，于1963 年被派往纽约，成为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
成员之一。
在谢甫钦科的同事当中，有一个名叫库拉克的克格勃官员。在第七章中曾经提
到，此人已经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成为美国间谍。谢甫钦利和库拉克是好朋友。谢
甫钦科后来回忆说：“他经常给我讲些我不想听的关于苏联领导阶层的事情。说这
些事情就是对于克格勃的人来说也算是胆大妄为。当然，我早就知道他是克格勃的
人。”尽管两人的关系不错，谢甫钦科还是经常提醒自己要离他远一点。
1973 年春天，谢甫钦科再次来到纽约，还带来了妻子莉娜和女儿安娜。
这时他已经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负责政治和安理会的事务，是苏联在联合国
里职位最高的官员。
尽管谢甫钦科在苏联政府里身居高位，享有种种特权，例如大使级的待遇、在
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丰厚的报酬等等，他对苏联的前途却越来越没有信心。他觉得
自己变成了一个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
1975 年初，谢甫钦科终于下了决心。他对一个他认为可以信任的美国外交官
表示他希望投奔西方。没过多久，那人在联合国的图书馆里偷偷地给他递了个条子。
条子上说让他第二天到靠近联合国的一家书店去，中央情报局的人将在那里等他。
他们见面后，又商量好了在中央情报局安排好的位于东60 街的一个接头地点
再次会面。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按照情报局的规定，要求
谢甫钦科在他现在的岗位上再坚持一段时间，并为美国提供情报。
中央情报局认为，一个间谍留在原有的位置上继续向美国提供情报，远比叛逃
到美国更有价值。
谢甫钦科考虑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和中央情报局的人见面，并接受了他们的要
求。在这之后，谢甫钦科留在联合国为美国做了3 年间谍。他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