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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托夫研究所，在那里他曾见到过波塔绍夫。布朗卸任以后就住在离华盛顿不
远的乔治城。波塔绍夫到乔治城找到了布朗，对他说：“我热爱俄国人民，但是我
痛恨苏联政府。”通过布朗，他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取得了联系。中央情报
局告诉他说他不能留在美国，因为这样势必会伤害到他的父亲，而他的女朋友也会
成为克格勃报复的对象，等等。但是说实话，中央情报局真正关心的是，他回到莫
斯科以后，将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情报来源。
波塔绍夫同意了。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向中央情报局汇报了苏联在全面禁止核
试验和其他裁军谈判中的策略。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金钱，可是不反对中央
情报局在美国的银行里为他开户存款。
美苏两国的裁军谈判是1981 年秋天开始的。波塔绍夫同意向美国提供他对美
国在谈判中应该采取的立场所进行的分析，同时也向美国报告他所能了解到的有关
苏联方面的立场的任何消息。这一年，里根内阁公布了将在欧州部署巡航导弹和潘
兴Ⅱ式导弹。在此同时，他们也提出，如果苏联销毁它的SS—20 导弹和其他的中
程核导弹，美国就会停止实施他们的计划。这就是所谓的零选择方案。波塔绍夫相
信，如果苏联一旦面临解体的威胁，苏联领导人就会利用SS—20 导弹来对付欧洲。
所以他建议苏联政府接受里根的建议；同时他也分析了苏联对里根政府建议的可能
的反应，并将他的分析秘密地传送给中央情报局。
在莫斯科，波塔绍夫没有利用密投或者是会面的方式和中央情报局联系。他将
他的信件寄到一些虚假的地址；而中央情报局则通过密投或者是短波收音机向他发
送指令或者提出问题。在他们联系的过程中，波塔绍夫一直使用“保尔·兰斯基”
这个假名。在其后5 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瑞克·艾姆斯还了解到关于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的情况。鲍
里斯·尤金是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一名官员。多年以前中央情报局就在旧金山收买
了他。1975 年尤金第一次到美国来时是一个学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
当时他已经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
中央情报局旧金山分站的特工在一个聚会上发现了他，并建议联邦调查局对他
做工作。为了找一个借口和他谈话，联邦调查局收买了尤金认识的一个年轻女人。
这个女人有一些住房出租，警察搜查了其中一套房间，结果发现了一些从苏联驻旧
金山领事馆拿来的小册子。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可是却给了联邦调查局足够的理由
找这个年轻的克格勃军官前去面谈。当时尤金已经结婚，他在克格勃的上级如果得
知他与一个美国女人相好，而这个女人又是警察注意的对象，一定不会高兴。联邦
调查局设计好这样一个圈套，希望能迫使他就范。可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一切不过
是多此一举：尤金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开始羡慕美国的生活方式，他
同意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
联邦调查局派比尔·司米兹做他的联络人。比尔只比他大几岁，会说俄语。在
旧金山分站，他的同事都称他为“公爵”，因为他总是衣冠楚楚。他是纽约人，毕
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当时正在金门大学攻读公共事务管理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
和尤金在这一点上十分相似：他们都是学生间谍。
1978 年，尤金又被克格勃派回旧金山，这次他的公开身份是塔斯社驻旧金山
的记者，他继续为美国做间谍。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
说：“他在克格勃里的待遇还不错；可是他被认为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乡巴佬。在克
格勃内部，升迁并不取决于你工作的好坏，而是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尤金没
有什么后台。虽然被派回旧金山时，他已经是克格勃的一名中校；但是他仍认为，
这只不过是克格勃为了显示在克格勃内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得到公平待遇的一个
假招子而已。”
尤金向美国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他告诉中央情报局，克格勃有一个由最优秀的
军官组成的代号为“北方”的组织，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收买美国和加拿大人为他
们做间谍。
他还告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挪威外交部里隐藏着一个克格勃的高级
间谍。根据他提供的这一线索，挪威警察于1984 年在奥斯陆机场逮捕了阿尔讷·
特列霍特。他当时正准备前往维也纳去和克格勃的人员会面，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
了66 份机密文件。阿尔钠结果被判处20 年监禁。
这时，比尔·斯米兹仍然是他的联络人。比尔在詹姆斯·福克斯的手下工作，
福克斯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在纽约的负责人。
尤金向美国提供了如此重要的情报，可是他没有想到联邦调查局不知道为什么
对他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这种怀疑使他成为了检验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合
作关系的一个试验品。
这种怀疑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另一名重要间谍伏拉基米尔·皮古佐夫引发的。皮
古佐夫是克格勃的一名中校，在70 年代后期是克格勃派驻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间谍
机构的第二号人物。他告诉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前工作人员大卫·巴尔
奈特曾经向克格勃出卖过中央情报局的秘密。
巴尔奈特是匹兹堡附近的人。他于50 年代加入中央情报局，60 年代被派往
印度尼西亚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搜集关于苏联武器的详细情况，从SAM 式导弹到
潜水艇，包括的面很广。中央情报局是通过他们收买的印尼的一名海军军官获得这
些情报的。1970 年，巴尔奈特向中央情报局辞职，他在印尼投资的养虾厂赔了一
大笔钱。于是他决定向克格勃出售他所知道的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克格勃讨给他9。26
万美元。中央情报局将这一线索交给了联邦调查局。经过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巴
尔奈特被判处18 年监禁，但是他只服刑了9 年多一点便被减刑释放。他是历史上
第一个被控犯有间谍罪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联邦调查局对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材料，帮助他们成功起诉巴尔奈特一事十
分感激，便同意让中央情报局插手他们正在调查的一个案件。中央情报局选中了尤
金，而且作为回报，中央情报局破天荒地允许联邦调查局到他们的总部来查阅案卷。
调查了好久，他们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81 年，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飞到旧金山，他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给了尤
金一个间谍用的照相机，表面看来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尤金是抽烟的，所以
有一个打火机也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这个打火机做成筒状，镜头装在火石的对面，
只有一个10 美分硬币的大小，特制的胶卷可以照90 张像。
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员教给他如何使用这种照相机偷拍文件。当他照完一卷之后，
就拿照好的胶卷和中央情报局换一卷新的。
几个月之后，尤金的一个疏忽几乎让他送掉了性命：他丢掉了那个打火机。当
时他快急疯了。比尔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帮他在他的车里找，希望那打火机是
掉在座位之间了。我们几乎把那辆车给拆散了，可是没有找到。”尤金又想起来他
有可能把打火机掉在一个朋友的房间里了。他跑回去找，结果又是白费力气。
与此同时，苏联领事馆的一个清洁工拾到了那个打火机，他想用它点烟，结果
给自己照了4 张像。他后来把这个打火机交了上去。克格勃的人一下子就发现了它
的秘密。尤金和领事馆的一名政治官员伊戈尔·萨姆森诺夫都抽烟，他们立刻成为
克格勃的主要怀疑对象。
1982 年尤金回到莫斯科，克格勃对他的怀疑仍未消除；但是因为缺乏确凿的
证据，他们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行动。此后，尤金变得极为谨慎，他只同意偶尔给
中央情报局发一个平安信号，通常就是在一个约定的地点用粉笔做一个记号；此外，
他决不和中央情报局的人会面，也决不用密投的方式进行联系。
艾姆斯了解这一切，他知道迄今为止，尤金至少是安全的。艾姆斯了解到的最
为重要的情报是关于狄米特里·费多诺维奇·波利雅科夫的情报。波利雅科夫在中
央情报局招募的苏联间谍中是个传奇性的人物。1966 年，在越战正酣的时候，他
是苏联驻缅甸的武官。他向美国提供了大量关于北越和中国的军事情报。3 年之后，
他被召回莫斯科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73 年，然后又被任命为苏联驻印度的武官。
当波利雅科夫在仰光时，中央情报局派给他的联系人是保尔·狄龙。所以，在他担
任驻印度的武官以后，中央情报局又把狄龙派往新德里去作他的联系人。狄龙总是
装成一个钓鱼的，带着鱼杆和录音机到一条小河边上去和波利雅科夫会面。波利雅
科夫坐在他的身边，很快地向他汇报他从苏军情报局内部搜集到的最新的情报。
1977 年，在印度服务了4 年以后，波利雅科夫回到莫斯科。因为他对中央情
报局极为重要，中央情报局给他提供了他们保留给特殊人物的最先进间谍工具。在
印度，狄龙给了他一个快速发报机，使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可以用这个发报机以每
次2。6 秒钟的时间，脉冲式地发报。这种快速发报机使得苏联的信号监测仪器无法
捕捉信号的来源。在莫斯科，波利雅科夫在开车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就利用这
个发报机向中央情报局发送情报。另外，中央情报局还给了他一个特制的钟，放在
他的家里。每当中央情报局从他密投的地点取走情报之后，就会发出一个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