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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里。每当中央情报局从他密投的地点取走情报之后，就会发出一个无线电信
号，接到这个信号以后，这个钟就会发亮。
1979 年，他又被派回印度，这时他已经被提升为少将。如今，他接触到高级
机密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些年来，波利雅科夫向美国提供了无数极为宝贵的政治和
军事情报，其中包括苏联战略导弹和反坦克导弹的数据，核战略，化学和生物武器
方面的进展，农作物的灾害，以及民防措施，等等。
1980 年，波利雅科夫少将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他已经为美国做了20年的间
谍。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詹姆斯·安格尔顿怀疑过他，可是后来中央情报局终于承认
他是在冷战期间继潘科夫斯基之后最有价值的间谍。在美国间谍的名人录中，他占
有特殊的地位。如今，他已经接近了退休的年龄，他可以带着满意的心情静静地回
顾他为美国做间谍的这一段惊险的岁月。
对波利雅科夫而言，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他曾经为美国做过
间谍而且成功地逃脱了惩罚。他渴望有一个平静、舒适的退休生活，享受一个苏联
将军应得的待遇。只有美国的情报机关知道他的秘密，而且他们一定会严格地保守
这个秘密，他尽可以感到放心。
第十四章 踏上不归之路
1984 年3 月，艾姆斯对他的老板诺德·卡尔森说他希望反谍处能多采取一些
行动，天天坐办公室实在是闷得慌。
他请求卡尔森允许他在完成每天的本职工作后，能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从事一
些间谍活动。他说他希望能开始会见一些苏联派驻华盛顿的官员，说不定还可以拉
一两个过来。
这在当时并不算是什么奇怪的请求。中央情报局分配在总部工作的情报官员经
常自愿地要求从事一些第一线的间谍活动，尽管这通常需要占用他们自己的时间。
对一个每天坐办公室的情报官员，特别是曾经被派驻海外从事过具体间谍工作的情
报官员来说，能够采取一些行动的工作能给他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一点兴奋。
卡尔森和他的上级大卫·福尔登都批准了艾姆斯的请求。对福尔登来说，这真
是有点求之不得：因为反谍部正在积极地设法渗透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在华盛顿的
机构。对于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任何主动精神他都表示欢迎。正
如反谍处的一位官员所说的：“我们真正是在竭尽全力地工作。”正因为如此，福
尔登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艾姆斯的请求。
但是，他的请求还需要经过中央情报局华盛顿分站的批准，因为在首都华盛顿
从事招募苏联间谍的工作是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在等待批准的这几个月中，艾
姆斯曾经多次向他的同事们叫苦说他已经破产了，他本来就欠了不少债，如今打离
婚的官司又要花不少的钱。
但是，艾姆斯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引起中央情报局的关注。那些知道艾姆斯在墨
西哥时曾经有过明显的酗酒问题的上司和同事也是一言不发。此时艾姆斯的处境是
十分微妙的：一方面，他的职位使他掌握了中央情报局在世界范围内和克格勃斗争
的核心机密，另一方面，他又在经济、婚姻和酗酒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而中央
情报局不但没有估计到这里包含着的潜在的危险性，相反却批准乃至鼓励他去与克
格勃在华盛顿的情报官员接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就这样，艾姆斯在1984 年的春天开始采取行动。但是，招募苏联官员为美国
做间谍是说来容易做来难。要收买一个苏联人，首先他需要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
这要做得非常细致和恰到好处，因为所有的后续步骤往往都取决于第一次接触。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艾姆斯跑去向卡尔森求教。卡尔森建议他去和谢尔盖·狄
维尔科夫斯基联系。狄维尔科夫斯基是苏联的一名外交官，卡尔森在中央情报局纽
约分站工作时和他相识。当时狄维尔科夫斯基是苏联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
1984 年在华盛顿，狄维尔科夫斯基是苏联大使馆的新闻顾问。他是一个中等
身材的人，头发稀疏，戴眼镜，看起来大约50 岁左右，非常专业化的样子。
狄维尔科夫斯基的头衔是新闻顾问，但是头衔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比如说，
被中央情报局收买的马尔季诺夫和莫托林名义上都苏联大使馆的三秘。至于狄维尔
科夫斯基是不是克格勃的间谍，中央情报局内部也有争论。
但是不管怎样，如今艾姆斯需要和苏联大使馆的人员取得联系，而狄维尔科夫
斯基正好提供了一个渠道。按照卡尔森的建议，艾姆斯给狄维尔科夫斯基打了一个
电话，说自己是他在纽约的一个熟人的朋友，受朋友之托，想跟他见一面。他说到
的这个熟人自然是指的卡尔森。当然，他用的是卡尔森那时用过的假名，而且他自
己也是用的假名。他说他叫瑞克·威尔斯，在政府的情报协调总署工作。同时他还
给了狄维尔科夫斯基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实际上中央情报局设置的一个掩护号
码：如果狄维尔科夫斯基想打电话查证“瑞克·威尔斯”的身份，接电话的人就会
告诉他：“这里是情报协调总署，威尔斯先生正好出去了，您有什么留言吗？”诸
如此类的话。 艾姆斯终于见到了狄维尔科夫斯基，并开始请他吃午饭。按照政府的规定，中
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这一类的活动都必须通知联邦调查局，因为苏联外交人员在美
国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之下。所以，艾姆斯必须向中央情报局
汇报他和苏联人接触的情况，而中央情报局则将这些情况转告联邦调查局。就这样，
艾姆斯白天继续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做他的本职工作，而业余时间则致力于收买苏联
间谍。4 月份，他告诉中央情报局他打算和罗萨莉奥结婚。因为她是一个外国人，
要嫁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她必须接受测谎检查。8 月份，她接受了这种检查
并且顺利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保安部门还对罗萨莉奥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她的一些
朋友告诉中央情报局说，她出身于“哥伦比亚的一个显赫而富有的家族”。但是，
他们并没有到哥伦比亚去对她家的财富进行实地调查。
因为艾姆斯准备娶一个外国女人，中央情报局的反谍中心建议将他调离现有的
职位，换一个不像这样敏感的工作。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副部长接受了这一建议；
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984 年7 月，艾姆斯的上司大卫·福尔登被调往希腊担任雅典分站的站长，
他的情报局苏联部部长的职务由布尔顿·戈贝尔继任。在这之前，戈贝尔是情报局
欧洲部的副部长。
戈贝尔当时51 岁，是一个瘦高个子，卷曲的头发已经发白，戴眼镜，说话声
音柔和。他学究气很浓，缺乏幽默感。他是伊利诺伊州的人，1955 年毕业于密歇
根州立大学，然后就加入了中央情报局。他学过保加利亚语，在60年代以外交官的
掩护身份被派往索菲亚工作。80 年代初期，他担任过中央情报局莫斯科分站站长。
他在情报局的总部一步步地向上爬，终于在1984 年当上了情报局苏联部的部长。
这位新部长喜欢狼，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狼的照片。
1984 年夏天或者是在1985 年，艾姆斯和他新交上的苏联朋友一起喝过几次
酒，而且他在观看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手球比赛时也开怀畅饮，结果喝得烂
醉如泥，需要他的同事把他送回家去，而他的徽章、一些密写的笔记、装有假证件
的钱包和外套则扔在球场上。情报局苏联部的高级官员有的在现场目击了这一事件，
有的事后得到了报告，可是谁也没拿它当回事。
1984 年秋天，联合国大会期间，大量的外国官员聚集在纽约，美国情报机关
把这段时间当做发展间谍的大好机会，因此中央情报局在纽约的机构感到人手短缺。
中央情报局总部便派艾姆斯前往纽约支援。但是，他很快就被赶了回来：因为他把
罗萨莉奥也带去了。当时中央情报局在纽约的负责人是约翰·麦克噶芬。在这之前
他曾经在黎巴嫩和约旦工作过。
一个当时在中央情报局纽约分站工作过的人回忆说：“分站在曼哈顿东区接近
联合国的地方有一个据点，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套房，客厅里的沙发可以拉出来当床
用，因此一共可以住3 个人。艾姆斯和其他两个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被分配到这个据
点。”谁也没有想到艾姆斯会把罗萨莉奥带去。再说，罗萨莉奥知道艾姆斯是中央
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把她带到据点去，就暴露了另外两名工作人员的身份。所有这
些都是违反中央情报局的规定的。
当艾姆斯与罗萨莉奥搬进这个据点的时候，简妮娜·布鲁克讷尔是中央情报局
纽约分站对联合国工作小组的负责人。她当时负责管理各个据点和接待派来支援的
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艾姆斯所在据点的一个人对罗萨莉奥的出现很不满意，便
向她汇报了这件事情。她马上去找艾姆斯交涉；艾姆斯告诉她说他这样做是经过总
部同意的。简妮娜说，总部绝对不可能同意这样的事情。于是她向麦克噶芬汇报了
这件事，麦克噶芬马上把艾姆斯和罗萨莉奥从那个据点里轰了出去。纽约分站向中
央情报局总部报告了这一事件。在艾姆斯回到总部之后，他的上司戈贝尔对他进行
了“口头申斥”，指出他“办事糊涂”。一场风波就此了结。
1984 年9 月，几乎是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南茵在纽约向法院提出离婚的诉
讼，指责艾姆斯“精神残酷”。10 月份法庭开始审理这一案件。这两口子在艾姆
斯从墨西哥回到美国后已经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