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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与以往完全不同，《艺术人生》开播四年多以来，这是第一次将演播室从北京搬到上海。现场坐着五六十位来自中央台和地方台的前辈、老师和同行，说实在的，还真有些紧张。同时，我在心里也充满了更多的期待，让我们期待一期好看的节目，一期让人感到温暖的节目。首先我要请上的是我们的第一组嘉宾杨澜、白岩松，有请二位。
杨澜：你好，朱军，又见面了。
朱军：又见面了，请坐。见到你们二位，用一句话来形容主持人这个行业，谁先来？
杨澜：岩松你先来吧。（大笑）
白岩松：主持人跟主持人之间做节目是最困难的，他随时会把话头甩出来给你。他那个问题太大了。用简单的话来说，主持人就是在电视传媒当中靠出头露面、说话来挣工资的行当。
杨澜：有一次我要出差的时候，我儿子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要出差？”我说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说：“你的工作什么有意思呢？”“妈妈一个人做节目，有很多很多的人能看啊。”后来我儿子又说：“有人看就有意思吗？”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对。然后我就问他喜不喜欢听妈妈讲故事，他说喜欢。“妈妈的工作就是讲故事，把这个故事讲得好听，大家都爱听。这就是妈妈在做的事。”
朱军：看来大家对主持人这个行业的理解都不同。我觉得主持人是那种在一个栏目负责露脸、负责领奖，同时也负责捱骂的人。（热烈的掌声）
杨澜：一看朱军就感想深刻。
朱军：二位在选择这个职业或者在进入这个职业的时候，你们觉得在心理上自己最需要克服的是什么东西？
白岩松：我让前辈先讲。（笑）
杨澜：你不要老显得这么年轻好不好？（大笑）我跟岩松估计是同一年的，你还比我早一年大学毕业。OK，我不透露你的年龄了。（边笑边说）
白岩松：但是从做主持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前辈，我是看她节目长大的。（笑弯腰）1993年的2月份，当时我在电台，崔永元老哥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视台正攒一节目呢，缺一策划。”当时明显感觉工资不够花，他说可以兼职，我就去了，到那儿给主持人当策划。《东方时空》开播前几天，我们的制片人突然给我订了一张去山东的火车票，我完全懵了。他说：“你去北京火车站，有一个化妆的人在等你。”原来他让我去山东采访《东方之子》，那是《东方之子》第一期节目。到了山东以后，我说不知道怎么看摄像机，他们就说：“你采访你的，电视找你，不是你找电视。”我就由策划变成了主持人。但是真正在心里头成为主持人是在1995年。到1995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琢磨这是个什么行当，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呢。
朱军：应该想明白了吧。前一段时间，白岩松辞去了三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专心致志地做主持人。
白岩松：我比12年前长得好看了。（热烈的掌声）12年前我110多斤，那时候真是营养缺乏，现在我160多斤。我的一个同行叫刘爽，原来是《东方之子》的主持人，他的四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相由心生。他说，人的相貌是可以改变的。我觉得我没有过去长得那么尖锐了。
杨澜：人不说嘛，一看白岩松事情就大了，一看崔永元就没事了。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觉得这个世界让我感到很困惑。（台下的崔永元一直坏笑）
朱军：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主持人才是最好的主持人？
杨澜：我觉得一个主持人是不能和他主持的节目分开的，就像朱军和《艺术人生》已经完全捆在一起了，长在一起了，分不开了。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
白岩松：曾经说过一句话，经常被人误解成白岩松特别狂。他问我说：“你认为最好的主持人是什么样？”我说希望是十年后的自己。十年前我这么说，但是我发现没实现，所以我现在还得这么说。这样你就不会对现在很满意。假如有机会——可能我们都很难有这个机会——像球星挂靴有一个告别赛的话，最好的主持人就是在告别赛的时候自己去意已决，而别人恋恋不舍。
杨澜：这还有点意思。（掌声）那就是说，最不好的主持人就是自己还恋恋不舍，而别人去意已决。（边说边大笑）
朱军：二位第一次被别人认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白岩松：我好像是在一个机场，被人认出来了。但是他只知道这个人似乎见过，既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记不住栏目的名字。当时制片人跟我们一块出差，
他特黑地说：“这就开始了。”
杨澜：一切麻烦、快乐
、虚荣心全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特别有意思。我平时不化妆跟屏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人都说比屏幕上好看。有一次坐出租车，我跟司机乱贫，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等到下车的时候，出租司机说：“我听你这声儿啊，特别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杨澜。你要长得像她多好啊。”（边说边大笑）
朱军：二位光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过程，没有描述当时自己的心理。心里是什么感觉？喜悦、紧张、忐忑，还是别的什么？
白岩松：虚荣心好像挺对的。
杨澜：我觉得肯定是有虚荣心的。
白岩松：我有一个真实的心态，有文字为证。我最早被人采访的时候，我说做这个行当被人认出来，在电视上露脸，最大的好处是我觉得跟我妈特近，我就觉得我妈在看着我。后来这篇采访用的标题叫《妈妈在远方看着我》。
朱军：二位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白岩松：我有两个很具体的压力，一个是有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另一个是没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1997年香港回归，那是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我正好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那部分的直播。我从来没做过直播，紧张，怕自己说错。可是偏偏每次演练的时候，一张嘴就是，“各位观众朋友，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脑子“嗡”的一下子。非常恐惧，每天
晚上睡不着觉，那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以至于当我第一段直播做完之后，没出错，兴奋得一塌糊涂。下午的时候，发现手机丢了。第二个恐惧是没节目做的时候。2000年做完悉尼奥运会回来之后，我就离开《东方时空》了。我当时要创办的新栏目叫《子夜》，以为顶多三个月就可以办成，但是长达一年的时间也没能出台。那段时间不是因为没工作而有压力，而是你突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是过去已经被你结束了。
杨澜：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主持的早期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岩松这么一说，我倒想起其实我差点被《正大综艺》换下来。很多人不知道，真的。
朱军：这是第一次披露？
杨澜：我在《正大综艺》做的第一年是跟姜昆老师搭档的，后来因为大学生到国家机关工作以后需要到基层锻炼，所以我就去大庆锻炼了。那时候姜老师提出不做了，制片人是想过把我换掉的。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这三个月我还能做好，就还有机会，如果做得不够好，肯定就换别人了。我那时候觉得特别委屈，突然觉得单纯做一个主持人，命运是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坚持基本上所有的稿子都自己写，我起码要掌握我想说什么、要表达什么。我觉得那段压力非常大，但是对我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从心里产生那种想法和感情，才能跟观众真的沟通起来，不然都是别人的东西。
（大屏幕上出现他们第一次出镜的画面，为他们的故事做着注解，引得笑声一片，尤其是看到白岩松12年前的样子……）
朱军：离开你们各自的工作平台，现在在《艺术人生》这样一个平台上，我想应该更加感性一 些。请用更加感性的态度，对爱你们的观众说几句你们想说的话。
白岩松：我是一个经常会被别人误解为不真诚地说谢谢的人。面对观众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感觉。我可能说谢谢的时候很少，但是我相信每一次节目都是说谢谢的机会。如果我真心地去做了，而且做得还可以，做了以后能有一些事情在改变，而且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的改变，哪怕我只使了一点点的力气，但我觉得这就是我尽最大努力说谢谢的方式。（掌声不断）
杨澜：岩松回答得很好。我想在这儿说很小的一段故事，也是为什么我一直热爱这个职业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做主持人也好，做记者也好，都让我们能够去发现这个大千世界里一些最真实的东西，比如说亲情。我有一次去普林斯顿大学采访诺贝尔物理奖的崔奇先生。他告诉我，他十岁的时候是从最贫穷的河南农村离开家，他的不识字的母亲坚持自己的儿子要去接受教育，所以把家里惟一的口粮给他做了馒头，把他送上了火车。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后来的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记得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浅薄。我就问他，如果当时你妈妈没有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