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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 曹可凡
朱军：接下来有请张越、曹可凡。两位都是“重量级”的，所以一块请上来。（笑声，掌声）
张越：你们选嘉宾分组的时候是按体形分组吧。
朱军：我记得刚才问白岩松和杨澜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走上了这个行业。我想这个问题问你们俩可能更合适一点。怎么样走上了这个行业？
张越：什么叫更合适啊？ 意思就是说咱俩走上这个行业更反常，是这个意思吗？
曹可凡：原本咱俩不应该干这个活。
张越：就是这个意思。
曹可凡：我们一上来就因为体形而受到巨大的歧视。
（台下笑得最欢的是白岩松和崔永元）
张越：对。你是怎样反常地走上这一行的？你讲讲吧。
曹可凡：我的人长得反常，我的经历也反常。
我是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求学。在我读大学五年级的时候，上海电视台要办一个栏目叫做《我们大学生》，它需要有一些大学生的主持人，当时我就去报名参加考试。经过初试、复试，最后进入决赛，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了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我一直在读书，同时在电视台打工，学到六年级该毕业了。按照我当时的成绩可以分到医院里去做大夫，我当时特别希望能够去瑞金医院做一个内科大夫。可是我觉得电视那玩意儿挺逗的，挺好玩的，我要在这个医院里边做医生的话，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电视。而且你一边做着电视，一边想着给人开刀，一边拉刀一边想着明天要说的词，它不合适。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读研究生。这个时候离研究生的考试只有一个月了，而且有一门课我根本没学过，我就去找了导师，然后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边猛攻了一下，最后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工作了几年当老师。最后我想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还是觉得电视挺不错的。而且我的研究生导师说：“你还是去吧。估计你干我这行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这样我就去了电视台，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的主持人。（热烈的掌声）
张越：我问他一个问题，我特好奇。现在要让你拉刀拉人，你还会吗？
曹可凡：甭说拉人，拉狗我都害怕。（大笑）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一个乡下的小医院动手术，特别紧张。
张越：我当主持人没有他这么凶险，但是也很反常。那时候我是个老师，我原本的理想也不是当老师，也不是当主持人。我有三个人生理想，第一个理想是想当作家，因为我作文写得好；第二个理想是想唱歌剧，因为我不会唱歌；第三个理想是想当厨子，因为我馋。
朱军：爱吃。
曹可凡：咱俩又搁一块儿去了。
张越：后来我就在《半边天》节目里做了一次嘉宾，因为这个栏目当时开了一个小板块叫《梦想成真》，让你实现你的理想，做一个特别的职业。当他们听说有一个像我这样反常而且喜欢做厨子的人之后，就派我到附近的周庄和苏州两地寻访当地的小吃和苏帮菜，并且下厨做。我就当嘉宾做了这么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我不知道制片人是从这个嘉宾身上的什么地方发现了这个人可以当主持人，可是他们又不敢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十年前，电视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这么多元，主持人长得都特别正常，他们要找一个反常的人，怕观众不答应领导也不答应，也怕伤了我的自尊心，所以他们就不告诉我。然后就跟我说，请我来再当嘉宾，我就又去《半边天》当嘉宾。第二个星期他们又给我打电话，“你再来当嘉宾。”我心说这个组挺懒，他们不换嘉宾。第三个星期又打电话说，“你再来当嘉宾。”一个月之后还找我当嘉宾，我都糊涂了。那个制片人就出来了，说：“我们没让你当嘉宾，我们想让你当主持人。我们不敢跟观众说，也不敢跟你说。现在看来，观众习惯了，也接受了，你就来当主持人得了。”（不断的掌声和笑声）
（大屏幕出现张越早期的节目资料，娃娃头加粉色衬衣，真是不敢恭维。配合着后面的故事，大家完全忍不住了……）
朱军：你千万别以为是你刚才说得精彩，主要是后面那个图像更精彩。
张越：出什么事了？这已经不是我刚刚做主持人时候的样子，这已经好多了。刚出来的时候，你们简直就没看过。（大笑）
朱军：描述一下。
张越：挺好的。
曹可凡：什么叫“挺好的”？（掌声）
张越：那个时候我是个学校的老师，大学刚毕业，非常的朴实。每天一下课我就去当主持人，反正我是从课堂直接就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坐那儿开始说话。我不知道应该化妆，我也不知道应该换衣服。我穿着一个大T恤衫，每天披头散发、鼻青脸肿的就去了，到那儿就讲，满脑袋都是粉笔面。做完节目下来，我们制片人很正式地跟我谈了一次：“您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您是中央电视台的出镜的主持人。请您穿一件正式的衣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正式的衣服，我一辈子都是穿着大毛衣和T恤衫过来的。在我的概念中，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礼服。我没有啊，就四处找人借，谁有礼服给来一件。我有一个邻居从国外带回来一件，拖地的黑纱长裙，全是镂空的，丝的花边露着窟窿眼。我一看这不成，我得穿这件衣服，但是不能这么穿，里头还得套上一件。我也想了，我总不能套上秋衣秋裤吧，我找了一件最好看的红衣服穿在里头就进了演播室。那时候的编导也没见过市面，这模样的人就让进去了，还让录了节目。录完之后，我们领导审。我记得那个制片人张口结舌，想了半天，就跟我说了三个字：“戏过了。”我觉得我很认真，为什么说戏过了？（台下笑翻天）
曹可凡：你很严肃地开了一次玩笑。
朱军：真正当了主持人以后，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职业？
张越：他们说的跟我想说的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幸运和最不幸的职业。
曹可凡：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主持人这个职业究竟是干吗的。经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去年我开了一档我自己喜欢的栏目《可凡倾听》，我想用这样一个节目留下一个时代的声音，用这样一个节目拼贴出历史的一个图像。这就是我当了多年主持人以后的想法。
朱军：听说《可凡倾听》一期节目的经费只有六千块钱。
曹可凡：比您说的多一点，七千块钱。
朱军：七千块钱。以前不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出差可以坐飞机，可以住星级宾馆，而现在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出差只能坐火车，只能住招待所。
曹可凡：前半年的时候，因为经费紧张，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坐火车。我们找了北京最便宜的一个旅馆，就是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水利部招待所，漏水，有的时候还漏电。我们去一趟北京，往往一次要录5到7期，因为要把整个经费扯平。过去的一年，我只有一两个编导，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苦。一年当中我采访了50多位嘉宾，几乎每一位嘉宾的电话都是我自己打，然后我们的实习生把资料找来，都是我自己把原始资料看完，自己做采访提纲，有时候可以说是做得昏天黑地。
张越：我觉得特别不公平，为什么越是这种经费低的栏目的主持人特胖，经费特别高的栏目的主持人却很瘦？
曹可凡：后来我研究了一下，这属于内分泌失调。
朱军：做医生的给了一个答案。
曹可凡：说得俗一点是我喜欢，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我觉得是一种责任。
张越：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是无意识的，是瞎做，做着做着我就意识到我有责任。我希望我留下的节目是对这个时代有用处的。特别是，有好多人从来没有机会接受采访，没有人注意过他们。我的那些嘉宾都是第一次上电视，从来没有人听过他们说什么。其实我挺迷恋我这个工作的，但是有时候，我也特别困惑。曹可凡觉得他现在很清楚，很坚定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却觉得我越来越糊涂，就是我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做。
朱军：为什么会糊涂？ 你想说的总是被某种东西左右，还是别的什么？
张越：举一个例子，当我做一个选题的时候，如果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特好的故事，特好听，讲出来特棒，收视率肯定特高，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仅仅是它本身的话，我就会不做，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意义，不值得做。我希望在一个单位时间里面，不管是10分钟，还是20分钟，或者就是两分钟，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不是尽可能少的信息。可能我把事情复杂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不断地告诉我说，“你把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