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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几乎没有多少例外，基本上都将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考虑，对于海军军费缩手缩脚，因此，他们通过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努力局限于打退进攻的方式，寻求对其舰队进行精打细算。由于这一原因，只要敌人“雷声大，雨点小”，背风相对位置就能得以巧妙地利用。然而，当罗德尼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的意图，不仅仅是用以进攻，也要集中起绝对优势对付敌军的一部分战线时，其有点坐立不安的对手德吉尚（De Guichen），改变了战术。在他们相互交锋的头一回合，这位法国人利用了背风位置；但是，在意识到了罗德尼的意图后，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这并不是用于进攻，相反而是高挂免战牌，除非是以自己的条件行动。采取进攻或避而不战的力量，不再取决于风势，而是取决于具有更大速度的一方；对于一支舰队，不仅取决于单艘舰只的速度，也取决于它们行动的战术整体性。因此，具有最高速度的舰船将拥有气候便利。
因此，这并不如同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大帆船和单层甲板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空想。它们两者都有近似于现代舰船之点；当然两者也都有重大差异之处，这就使得引用它们的经验或行动模式作足以为训的战术先例成为不可能。然而，先例不同于且不如一项原则更有价值，前者或许最初就是错误的，或由于星转物移，条件变化而失去效用；后者则立足于事物的本质之中，并且随着条件的变化，无论其应用如何千姿百态，依然成其为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加以遵循的标准。战争有着诸如此类的原则，它们的存在通过对于历史的研究就能加以揭示，而历史能够显现它们的成功与失败，或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它们依旧如故。具体情况与武器装备可以变化，但是为了应付这一类或成功地运用其它类，就必须对在战场战术或由在战略名义下构成的更为广泛的战争行动的持续性历史教义，予以充分的重视。
然而，所谓的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包含着整个战争舞台，在海上角逐中，或许还涵盖了全球的相当部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历史的教义才有更加明显和永恒的价值，因为基本的条件永远不变。战争舞台或大或小，其困难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厮杀的队伍或者庞大或者不庞大，必要的行动或者容易或者不容易，这些都仅仅只是范围、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分。随着野蛮让位于文明、交通与通讯手段迅速改善，道路被开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食物来源得以增长，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容易、迅速与广泛；然而他们所必然遵循的原则却丝毫未变。当徒步行军为马车运兵所取代，当后者又相应地让位于铁路，行动距离的尺度提高了，或者说，如果你愿意，时间刻度变小了；然而，决定军队应该集结于何处、应该朝向哪一方面、应该进攻敌军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的原则却没有改变。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蠕动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远征于世界各地，再从后者演进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蒸汽舰船，这一系列演进扩展了海军行动的广度与速度，却并不一定要改变对它们加以指导的原则。两千三百多年前，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的讲演在其不及引述之时，包含有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在其原则之中，它的可用性在现在依然犹如在过去一般。在与敌军或敌舰队遭遇（这是一个或许比其他单词能更好地表明战术与战略分界线的词语了）之前，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决定，其涉及面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除其它问题外，这其中有海军在战争中的恰当作用；其真实目标；其应该结集之点；煤炭和供养仓库的建立；对于仓库和本土基地之间交通线的维持；作为战争之中决定性或次要行动的破坏商业的军事价值；是借助零散游弋的巡洋舰，还是通过强制性地攻占为商业航运所必需穿越的某些生死攸关的中心堡垒，破坏商业所能最为有效地加以影响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战略性课题，并且历史也对此论述颇丰。在有关英国海军与法国交战的举措方面，直至最近，在英国海军只是出现了一场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长处的颇有价值的争论。问题纯粹是战略性的，并不仅仅只是具有历史价值；对于目前而言，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决策之基础的各种原则古今一贯。圣·文森特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纳尔逊和他的亲密将帅，则使英国长驱直抵特拉法加。
正是在海上战略领域，历史教义所具有的价值丝毫未曾贬低。由于情势的相对持续性，在那里，它们不仅用于阐述原则，而且也能作为先例之用。当对立的舰队在基于战略考虑之点相互冲突时，关于战术问题，这倒不是那么明显的正确。人类不懈的进步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持续革新；也正因如此，也必然迎来一场战争方式的持续变革在处理与掌握战场上的部队与战舰方面。由此使得许多的与海上事物相关联的人物倾向于认为，从先前的经验体会之中再也无利可图，在上面花时间纯属浪费。这种观点不仅置引导国家游弋战舰于大洋，指挥划定行动之区域，从而改变且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这宽阔的战略考虑于不顾，也是一种有关战术的单方面的和狭隘的看法。昔日鏖战成败，取决于它们对于战争法则的遵循与否。仔细研读成功或失败原委的海军将领将不仅能够发现并逐渐消化这些法则，而且也将从把这一切付诸自己时代的战舰与武器装备的战术操作中获益非浅。他们还将注意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装备更新之后事实肯定如此而且这类变革之间的间隔已是过份的漫长。这一切无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武器的改进大多由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更新却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然而，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罪恶。只有通过仔细地研究新型战舰或武器装备的力量与局限，通过随之而来的采取物尽其用的方式这将构成其战术规范，真心实意地认识到每每出现的变化，这种罪恶才能得以根治。历史表明，指望军人们一般地不辞辛苦地进行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然而，那个辛勤耕耘者投入战斗时却具有了极大的优势一则教训就其本身而言就已价值连城。
因此，我们或许现在就能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Morogues）的训戒。他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写道：“海军的战术是基于其主因，即武器装备可能发生变化的条件之上的，而这相应地必将引起战舰的建造、运用它们的方式以及最终控制与运用整个舰队的变革。”他的进一步阐述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即“它并非一门奠基于绝对不变原则基础之上的科学。”更准确地说，即其法则的运用会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替而变化。这些法则在战略上的应用无疑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却要少得多；因此认识到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更加容易。这种陈述对于我们的国民从历史事件中获得某些悟性已是足够重要的了。
1788年尼罗河之战，不仅是英国对于法国舰队的一场压倒性胜利，而且也对摧毁拿破仑的法兰西在埃及军队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其战斗本身而言，英军统帅纳尔逊做出了伟大战术思想的精彩绝伦的示范。如果事实如此，正如所定义的那样，那是“一种衔接好战役之初与战役发展过程的艺术”。那种特定的战术衔接取决于今日已不复存在的一个条件，即一支抛锚停泊处于背风的舰队无力前去救助被摧毁前的处于上风位置的战舰。然而，做为衔接基础的原则，却没有过时，即选择敌军队列之中最不太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击。杰维斯海军上将在圣·文森特角一役，就是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当时，他用十五艘战舰取胜了对方二十七艘战舰，尽管在这一事例中，敌军并没有抛锚停泊，而是处于行进间。然而，人类的心智是如此构成的，以致于他们对于条件的稍纵即逝更容易留下印象，而不是应付这些情况的永恒原则。在纳尔逊大获全胜对于战争进程的战略影响方面，正好相反，其中的精神不仅易于把握，而且立即被视为在我们的今日仍有用武之地的原则。埃及企业生存的关键取决于与法国的联系能够畅通无阻。尼罗河大捷摧毁了这样一支海上力量，而这正是交通线得以保障的唯一指望，这样，最终的失败就在了定局。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仅发动这场打击遵循了摧毁敌人交通线的法则，而且时至今日，同样的原则依旧有效，在单层甲板船的时代与大帆船或蒸汽舰的岁月里并无二致。
尽管如此，一种对于往昔想当然地被认为过时了蔑视的含糊情感如今已与对于位处海上历史那些永久战略训义盲人般视而不见的自然惰性同流合污了。例如，有多少人不是仅仅把1805年击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纳尔逊光辉的顶峰，其天才的最高点视为一个非同寻常般壮阔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战略问题：“这些战舰是怎样正好在那里呢？”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在一场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其中有史以来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拿破仑和纳尔逊，究竟是怎样相互勾心斗角呢？在特拉法加，失败的并不是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被打倒了；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