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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机敏始终能使英国舰队对于敌人穷追不舍，关键时刻又能及时嘎然而止。在特拉法加的战术，尽管细节仍有待争论，然而，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仍然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则。并且他们的冒进被事态的紧急性和最后结局都证明是值得的。但是，在战况准备的时效性上，在执行活动与能量上，战争前几个月，在这位英国领导人方面的思想与洞察力上的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它们至今仍然还是名副其实地出色。
在这两个案例中，事件都被原本道出。要引用的第三个案例，却没有如此确定的底线，有关原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还有待争议。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在1779年成了抗击英国的盟友。联合舰队曾三次耀武扬武地在英吉利海峡招摇过市，一次居然一字排开了六十六艘战舰，把英国舰队驱赶到港口中躲藏了起来，因为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远处于劣势。当时，西班牙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夺回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达到前一目标，盟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攻打那座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堡垒。然而，他们一无所获。
由此所想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问题是：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其港口进攻英国舰队，以摧毁其商业和入侵其本土来威胁英国，难道不比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去进攻一个遥远而又异常坚固的帝国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免遭外敌入侵，对于被进攻的恐惧尤为敏感，如果他们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受到强烈震憾，那就将使他们异乎寻常地丧失斗志。无论如何决策，作为一项战略要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公正的。在这一时期的一名法国军官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提议过，他就赞成把巨大的努力引向一座西印度岛屿，用以取代对于直布罗陀的进攻。然而，英国并不太可能以其它外部任何一处地产去换取其放弃这块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虽然它应弃堡而去以保护其家园和首都。拿破仑一度扬言，他将在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Vistule）岸边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他能控制英吉利海峡，正如盟国舰队一度在1779年所做到的那样，他势将攻占直布罗陀或英国沿海地区，这几乎毋庸置疑。
历史既提醒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其传递的事实阐述战争法则。这是一条真理，为了使其给人们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还要另举两个例子，它们在时间上都比本书专门考虑的时期还要遥远。在两场处于东方与地中海的西方强国的大角逐中，一个已知世界的帝国在其中一场角斗里已处于发发可危的境地，相互对立的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颁多（Lepanto）。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道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者是由于某种固有的条件使之再度复发。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倒是值得花时间去找出原因。因为，如果再度倔起一个如同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洋强国，战略问题还将相同。确实，目前而言，海洋强权的中心压倒性地位于西方，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然而，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目前为俄国所有，占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影响海洋霸权的现在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现在，西方如果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与法国将立即不受阻挡地开往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地区，正如他们在1854年并如英国独自在1878年所做的那样。一旦出现所提示的变化，东方将一如既往，在半途势必与西方迎头相撞。
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和重大的时期，海上霸权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在也没有为详尽的追述其对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影响所必需的资料，然而，仅存的迹象仍足以证实那是一个确定因素的推测。如果仅仅通过把握已广为流传的特定角逐一类的事实，那么，基于这种观点是不可能得出精确判断的，因为，正如同通常那样，海上事件处理过程都已被可耻地忽略掉了。这也有必要熟知一般海军史的细节，以便从可怜的蛛丝马迹中，基于其历史为人们所通晓之时期可能发生何事的知识基础上，得出正确的推论。对于海洋的控制，无论如何有效，都不意味着敌军战舰不可能单枪匹马或成群成队地偷偷溜出港口，不可能穿越多少显得繁忙的海上通道，对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受保护之地区进行骚扰性攻击，或闯入戒备森严的港湾。与之相反，历史已经显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弱小的一方，诸如此类的擦边战术永远都是可能的，而不论相互间海上实力的差异有多大。因此，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当奇迹般地攻陷坎尼，迦太基海军统帅包米卡尔在南部意大利登陆上岸了四千士兵和一队大象；在第七年，飞身脱离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后，他再度出现在了塔兰托随后落入汉尼拔之手。汉尼拔派出特遣舰队前往迦太基，甚至于最终随同其残部，安全撤回非洲。所有这一切倒不是不与由罗马舰队一般性控制海洋或成为控制海洋力量的决定性角色相协调一致。这些事件中无一能够证明，如果它愿意的话，迦太基政府本可以给予汉尼拔以持续支持的，然而，事实上，他却一无所获。可是，他们又确实打算造成一种顺其自然的印象，即这类帮助本是可以给予的。所以，罗马在海上所占据的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断言，需要通过反省确凿的事实并进行提炼与完善，使其影响的种类和程度得到恰如其份的估价。
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Mommsen）说过，战争之初，罗马即控制了海洋。无论可以归结到某个或某组原因，在第一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役中，这个本质上非海洋性的国家相对于其以海为主的对手，确立起了海上优势，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在第二次布匿战役中，并没有出现重要的海上决战这桩事件本身，更不用说与其它证据确凿的事实相联系，表明罗马存在类似于其它历史时期具有相同特征的优势地位。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确定促使他跨越高尔与阿尔卑斯山，迈出其危险而又几乎毁灭性历程的动机，也就没有了下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其在西班牙沿岸的舰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罗马舰队相抗衡的地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就能够沿着他实际正在走的路一直走下去；他有对其至关重要的理由；然而，如果他能从海路进发的话，他就不会让最初随他征战的六万名经验丰富的士兵损失掉三万三千名。
就在汉尼拔进行其危险大行军之时，罗马人在其两名元老的率领下，开赴西班牙。他们的部分战舰还搭载着一支执政官的大军。这就使得他们的航程并没有带来严重损失，罗马陆军随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Ebro）以北地区，成功地站稳了脚根。同时，另一支分舰队与由另一名执政官统帅的大军被派往了西西里。这两支罗马大军兵合一处总计到二百二十艘战舰。所到之处，它们分别遭遇并击溃了一支迦太基舰队，其轻易程度可以从叙述战事的轻描淡写之中推导而出，显示了罗马舰队实际具有的优势。
第二年后，战争呈现出下列态势：由北部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胜利后，向南挺进至罗马城附近，并由此在南部意大利难以自拔，不得不以战养战这种局势使得民怨载道，并且一旦与罗马在那里确立起的强有力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体系相互冲突，这就尤其危险。因此，从一开始，他特别需要在他自己与某一可靠的基地之间建立起补给与增援渠道，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就是“交通线”。有三个友善地区可以分别或全部成为此种基地迦太基本土、马其顿与西班牙。前二者只能通过海路建立起交通线。然而，在西班牙，他却可以寻求到最坚定的支持，通过陆路与海路都可以与之取得沟通，除非敌军阻断了通道，而海路则更快捷和简易。
在战争的最初岁月里，罗马凭借其海上霸权，绝对控制了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与撒丁里亚海。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区对它十分友善。继坎尼战役后，即战争的第四年，叙拉古抛弃了与罗马的联盟，反抗潮流席卷西西里，随之而来的是马其顿与汉尼拔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些巨变扩大了罗马舰队必要行动的空间，削弱了其力量。罗马采取了何种应急措施，并由此又是如何影响这场战争的呢？
有迹象表明，罗马并没有放弃对于第勒尼海的控制，因为其分舰队要不经袭扰地从意大利驶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沿岸，它也完全掌握着主动权，直到一名年轻一点的执政官认为已是适于保存舰队的时候了。在亚德里亚海，一支分舰队与一处海军基地设立在意大利的布林迪西，以遏制马其顿。它们的任务完成得如此之好，以致于没有一名希腊方阵士兵踏上意大利本土。“作战舰队的缺乏，”毛姆森说，“使得菲利普举步维艰”。在这里，海权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甚至不是推论的结果。
在西西里，斗争集中在叙拉古。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在那里迎头相撞，但后者却明显地占有优势；因为，尽管迦太基人时常成功地向城市输入了补养，他们还是避免与罗马舰队交火。而后者有马萨勒、巴勒莫和墨西拿在握，在该岛的北部沿岸可谓根深蒂固。对迦太基人而言，南部通道畅通无阻，他们因此就可以支持反叛力量了。
综合这些事实，就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罗马的海上霸权得以控制了从西班牙的泰拉弋那（Tarragona）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那里到亚德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