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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这些事实，就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罗马的海上霸权得以控制了从西班牙的泰拉弋那（Tarragona）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那里到亚德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这已为历史的进程所证实。这种控制不受冲击地持续于战争的全部过程。这并不排除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正如前文已讲到过的那些情形一样。然而，它确实遏制住了持续而又安全的海上交通线，而那又是为汉尼拔所急需的。
另一方面，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场战争的前十年，罗马舰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展开持续性军事行动的地步，而在所表明的界线以南海域也同样无能为力。当汉尼拔开启战端之时，他倾其所有，将舰队派去维护来往于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当时罗马人也并没试图对此进行干扰。
所以，罗马的海权完全使马其顿置身于战争之外。它并未阻止住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进行有用并最具骚扰性的佯攻，然而，它却使得迦太基人应该向其远在意大利作战的官兵提供关键性支援的时刻，却一兵未发。西班牙又如何呢？
西班牙是汉尼拔之父和汉尼拔本人赖以发动他们计划中的向意大利进攻的根据之地。在这场战争开始前，他们用了十八年时间占领了这个国家，并以罕见的睿智，在政治和军事上扩展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他们招募并通过局部战争，训练出了一支庞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军队。就在其即将远征之际，汉尼拔将政府委托给了其弟弟哈兹德鲁拔（Hasdrubal）。其弟始终对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而这一点又是他无法指望从派系林立、内讧不已的非洲本土所能获得的。
在汉尼拔点燃战火之际，在西班牙的迦太基政权从南部港口加地斯到埃布罗河之间地区还是比较稳固的。在该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地区居住着对罗马人十分亲善的部落，在没有罗马人的支持时，他们却也无法对汉尼拔进行成功的抵抗。汉尼拔镇住了他们，并留下由汉诺（Hanno）统帅下的一万一千名士兵对该国进行军事占领，以免让罗马人在那里站稳脚根，从而对其与基地之间的联系进行骚扰。
然而，西庇阿（Scipio）亲率二万名士兵于同年由海路及时赶来，击败了汉诺，占据了埃布罗河沿岸和内陆以北地区。罗马人就此安营扎寨，完全封锁了汉尼拔与哈兹德鲁拔增援力量之间的通道，并从那里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大举进攻，而他们自己通过水路与意大利相连的交通补给线却由于所拥有的海上优势而平安无事。他们在泰拉弋那（Tarragona）设立了一处海军基地，与哈兹德鲁拔在西班牙东南港口喀它基那（Cartgena）的基地分庭抗礼，并随后大举攻入这块迦太基人的领地。西班牙之战由年少的西庇阿指挥，看起来真像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七年多来风云变幻，难解难分；最后，哈兹德鲁拔给予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迦太基人几乎成功地将增援汉尼拔的预备力量突进到比利牛斯山脉。然而，这一意图暂时受挫；就在迦太基人准备卷土重来前夕，卡普阿（Captla）的失陷使得罗马人得以腾出一万二千名久经沙场的将士，在克劳迪阿斯·尼禄（Nero）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西班牙。尼禄才华横溢，能力非凡，在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争中，后来正是由于他，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得以进行。这是任何罗马将军都无可比拟的。这支通过海路及时送来的增援大军，再次巩固了对于哈兹德鲁拔出征道路本来业已摇摇欲坠的控制这种方式最为快捷与简便，并使得罗马海军逼近了迦太基人。
过了两年，后来作为“阿非利加执政官”而一举成名的年轻的西庇阿接过了在西班牙的统帅权，他通过陆军和海军的联合进攻，占领了喀它基那；随后，他又迈出了最不同寻常的一步，即解散其舰队，将水手们全部调拔进陆军。西庇阿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关闭比利牛斯山通道而扮演“遏制”哈兹德鲁拔的角色，他还长驱直入挺进南部西班牙，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进行了一场艰苦但却不是决定意义的战斗。在这之后，哈兹德鲁拔从他身边悄悄地溜走了，火速北进，在其最西端，穿越了比利牛斯山，逼入意大利。在那里，汉尼拔的境遇每况愈下，其大军的自然减员丝毫无法补救。
战争持续了十年，在沿途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的情况下，哈兹德鲁拔从北部开进了意大利。如果他们能够平安地与当时所向无故的汉尼拔统帅的大军汇合的话，那么他所率部队本来是可以决定性地扭转战局的，因为罗马本身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接其殖民地与盟国的坚固纽带已到最后关头，有些甚至已经元气耗尽。然而，这两兄弟的军事状况也极其险恶，一个位于梅陶罗河（Metaurus）畔，另一个还在阿普利亚（Apulia），两者相距仍有200英里之遥，并分别被一个优势敌国缠住不得脱身，而罗马大军却处于他们被分而治之的对手之间。这一险恶战局，除了哈兹德鲁拔的姗姗来迟的因素之外，则是由于罗马控制了海洋。这在整个战争期间钳制住了两位迦太基兄弟通过高卢地区取径进行相互支援的可能。就在哈兹德鲁拔通过陆路进行其漫长而又危险的兜圈迂回之术时，西庇阿通过海路已从西班牙派遣出一万一千名士兵增援堵截他的军队。结果，由于不得不穿越大片敌占区，从哈兹德鲁拔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们纷纷落入克劳迪阿斯·尼禄之手。正在统帅南部罗马军团的尼禄因此得知了哈兹德鲁拔打算要行走的路线。尼禄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趁汉尼拔不备，派出其几千精锐之师，十万火急地与北部大军会师。两军兵合一处，两名执政官便以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对哈兹德鲁拔发起了进攻，全歼了其军队。这位迦太基将领在战斗中命丧黄泉。当其兄弟的头颅被抛进其大营时，汉尼拔才如梦方醒，情知大难临头。据传，他当时惊呼罗马已成了世界的主人。于是，梅陶罗河之役通常就被认为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角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了。
最终导致梅陶罗河战役和罗马获胜的军事形势可以总结如下：要推翻罗马，就必须进攻其在意大利的权力中心，撕碎由其领导的紧密团结的联盟，这是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必须拥有坚固的战争基地和一条稳定的交通运输线。前者由于巴卡（军事统帅）大家族的天才而得以在西班牙建立，后者则从未有过。这里有两条可能的线路一条直接通过海上，另一条则迂回穿越高卢。第一条线路为罗马的海上力量所封锁，第二条一度岌岌可危，并最终由于罗马军团占据西班牙北部而被截断。只有控制了海上局势，占领才成为可能，而这一点正是迦太基人从来没有对罗马军团构成其威胁的。所以，就汉尼拔和他的基地而言，罗马占据了两个中心位置，即罗马本身和西班牙北部。它们之间通过一条轻便的内部交通线加以连接，以及海洋；这就使得相互支援能够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
如果地中海本是一处平荡的荒漠之地，其中，罗马人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坚守山脉，加强在泰拉弋那、马萨勒与墨西拿、意大利沿海靠近热那亚一带的据点，以及在马赛与其它地区同盟国的堡垒；如果他们也还拥有一支具备自由穿越沙漠的特征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敌人又十分低劣，并因此为集结部队而被迫进行大的迂回，那么，军事局势本应被立即承认，无论如何表述那支特定部队的价值与效果的言辞都不会过份。当然，也应意识到，具有同种力量的敌军，无论实力上如何悬殊，都有可能对由此占据的土地进行袭击，有可能焚毁一座村庄，或使一些边境地区成为荒芜之地，有可能甚至于时常截击护送队伍。然而，从军事意义上说，却无损于交通运输线。诸如此类的捕食性行动在所有时代都有海上较弱一方的交战者大行其道，这却绝对不能保证得出这一种推论这与已知的事实并不相符合即“罗马或迦太基都不能说对于海洋拥有无可争议的统治权”，因为“罗马舰队有时光顾非洲海岸，而迦太基舰队也以同样的方式招摇于意大利沿海”。在所设想的那种情况下，海军扮演了对所假定荒漠起作用的角色；然而，当它作用于一种对于大多数作者而言是陌生的因素，当其成员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种，并且没有他们自己的先知，他们本人或他们的阶层对此皆一窍不通，那么，海上力量对于那个时代历史巨大的确定性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就被忽略掉了。如果前述的论证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正如同隐晦地宣称它具有唯一的排它性的影响一样，最终将海上力量从主要因素的序列中排除掉，也是同样错误的。
上面所引述的诸如此类的事例，完全来源于彼此间隔十分巨大的时间区域，要么在本书所专论的时期之前，要么在此之后，从而起到了阐释主题的内在利害关系以及历史所给予的警策性之作用。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这些因素更多地处于战略运筹而非战术考虑之中，它们与其说是作用于战斗行为，还不如说是影响着战役部署，并且因此而具有更为持久的价值。在这一方面，可以完全引述一位了不起的权威人士的箴言。杰米尼说：“1851年底，我碰巧正在巴黎，一位声名显赫的人士不耻下问地询及近来在武器装备上的进展是否将会对从事战争的方式带来任何大的变化。我回答说，它们或许会对战术的细节带来冲击，然而，在惊心动魄的大战略行动中，以及一连串空前的战斗组合里，现在正如同过去那样，胜利将来自促成在所有时代里的伟大军事统帅获胜的那些原则的运用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凯撒，弗雷德里克还是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