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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就经济层面的改革而言，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志在“建成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案业已成型。这样的目标暗合了一份官方研究报告的判断：中国目前尚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历史过程的中期。
凤凰卫视8月中旬援引该官方报告说，解决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深层体制矛盾，确立新体制的基本制度和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稳定化，具有可持续性。
《亚洲华尔街日报》等海外媒体发表文章说，中国把注意力转向经济法，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在通过或修改一系列的市场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法律。酝酿几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立法工作已进入尾声，《证券法》的修订也将很快完成，目前最受瞩目的“银行三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银行监管法》的修改和制定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消息灵通人士还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提出一项要求在未来五年内通过大量新法的计划，包括针对破产和反垄断的法律。他们说，根据该计划，国家将修订许多过时的法律，包括管理公司、证券和银行的法律，使之更适应市场体系的需要。
法律保障正在积极行进当中。当下，一场旨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变法正在大提速。
事实上，这些变化都符合正常的施政逻辑。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市场化的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把解决好市场经济制度的细节，作为所追求的目标，是自然而然的事。正如董郁玉所说，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已经大体搭建成型、在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上不会再有比较剧烈变动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解决这一制度在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真正发挥出市场的优势，使国民经济在市场的轨道上运行，并产生良好效益，缓解进而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遗留和产生的问题，应该是此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施政理想。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制度的顺利运行，离不开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政制度。此次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是胡锦涛总书记在那次大会上讲话精神的符合逻辑的延伸和发展。由此，也再次使人们有机会了解执政党在处理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时的法律应对方式。
虽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并没有透露出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内容。观察家还是从业已公布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议程中，发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端倪。
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全会的第一项议程，对关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民众来说，多少有些“出人意表”。
《了望》周刊日前载文指出，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全会的第一项议程，表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的最新努力。该文指出，由中央委员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包含着接受中央全会审查工作、听取批评、建议和监督的精神，反映了常委会和全委会的不同地位、权责及其相互关系。把报告工作主要定性为述职性质，体现的是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舆论认为，改革难度的加大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决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内民主是这一要求的回应。
今年以来，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举行了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深圳市政府内部正酝酿推出立法、执行、监督行政三权分立的改革。
中共雅安市委组织部长张锦明认为，直选党代表只是整个党代会制度改革的一个起点，“我们要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党的民主才能带动整个国家的民主”。
年初，沸沸扬扬的“行政三分”实验在深圳开锣。中纪委研究室李永忠前往调研，与彼时主政深圳市府的于幼军交谈过。李认为，在党政分工还处于逐步酝酿探索阶段，现在推行政府的行政三分将有一定的难度。
据悉，中共十六大以来，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已成为党内外的主流共识，问题是如何从制度上落实党内民主。
舆论指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列进报告工作议程，显然意在以中央全会的实例，教会各级党委正确处理常委会和全委会的关系，使二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八章 三中全会：不仅仅是萧规曹随（3）
当谜底揭开
当新发展观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谜底被正式揭开，各路学者专家在不同场合，站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上，围绕新发展观，发表过众多大同小异的演说，媒介上的文章和言谈，千篇一律地论证着新发展观和新改革观的相互依存，以及新发展观的合情合理。
若要证明新发展观的伟大正确，就要否定传统发展观的错误。论说新发展观，是从反思过去起步的。综观反思者长篇累牍的文章，大略不离三层面：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性。
人定胜天，是我这样的1970年代出生的人，中小学期间受到的哲学教育。虽然1998年长江流域百年未见的洪灾，2000年以来北京春天地动山摇的沙尘暴，已经让我们感悟到填湖造田砍伐森林等等征服自然的罪过。然而，传统的发展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信科学技术对自然的胜利，是财富增长的源泉，物质财富的增长才是发展的动力。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此交纳了高昂的“学费”，可他们仍旧从世界经济史上寻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的就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过去的25年，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距扩大最大的时期。它招致的结果是：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的失衡局面。经济发展要讲究“效率”，社会发展要讲究“公平”。现实的情况是，一些地方往往只重视效率，不重视公平。
过去，我们的社会在阶层分化中，积累了诸多影响稳定和和谐社会关系的矛盾。“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我们不再奢求，但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关心的良好人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反思过去，目的不是控诉，而是为了说明现在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那段日子，新发展观的科学性充斥了所有的舆论平台，诸多平庸而冗长的声像文字随处可见可闻，尽管核心只是一句话：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
比较而言，国家发改委范恒山等人在“海南”的这次研讨，起码在论说的逻辑上，让人觉得更新颖更深刻一些。
身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的范恒山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之不易，它是历经数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曲折实践，用很高昂的成本换来的，是关于发展观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范认为，新的发展观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这个基础上引申出“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是很顺理成章的。逻辑上很简单：不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不按以人为本的要求推进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论证“以人为本”改革观和发展观的关系，兼政府官员身份的范宣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这一点。就是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应该围绕人的需要、人的自由来推进发展，同时选择发展的内容和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可能比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更具基础性，也更有针对性。这就要求， 改革措施的制定与选择要立足于关怀人。换句话说，所提出的改革措施，要体现人性，要考虑人情，要尊重人权，不能超越人的发展阶段，不能忽视人的需要。
赵晓，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指称，“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当有一系列突破。出身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其滔滔不绝中有四点，被我记取：在“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下，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从过去注重效率或者效率优先的改革，转向以公平为目标的改革；由过去只注重人的物质需求的改革转向满足人全面需求的改革；制度平台，从专制的权力架构转向公权与私权界定清晰的新的制度平台。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九章 失衡的中国（1）
我不晓得，坚守传统发展观的国家中，有多少人读过美国经济学家Patha Dasgupta那段话：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财富在近20年来增长极慢，甚至在衰减。他指称的是GNP，和GDP一样，他们反映现在的价值，而不关涉未来的幸福。
过去很长一段年月，信奉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官员们，都趋向于认同这一观点：GDP是消灭贫困的关键，GDP的增长才是中国的正道。直到2003年初，浙江的一些地方政府还以GDP作为考核公务员的指标，如果有官员被问及“干得怎么样”，回答一定是“GDP增长了”。
的确，GDP增长了，但中国却迎来了一个叫人笑不起来的局面。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它们能否在一个层面上构筑和谐的格局，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是否全面和正面。我们当然不能将GDP一棍子打死，可是片面强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