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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少主导今后四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观点，大而哗之地概括为“人本主义”对“GDP时代”的终结。
事实上，这一标志性的转变，并非起于两会。早在此前一年的秋天，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即旗帜鲜明地表露出这一倾向。如同中共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三中全会，是次全会主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官方通讯社以一贯的“强调”，点出五个统筹的要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庙堂学者”迅即用学术化语言，将之诠释为中国的“第二代发展战略”，以区别于邓公1970年代末期提出的“第一代发展战略”。我以为，如果说第一代发展战略，可以表述为“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第二代发展战略，则可以表述为“公正也是硬道理”。前者注重的是效率，后者注重的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需要强调的是，“第二代发展战略”不是对“第一代发展战略”的否定，而是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一代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它不是否定效率，它是在效率的前提下，寻找公平和效率的黄金分割点。
中国的事情似乎总是这样。尽管GDP并不等同于我们的幸福指数，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识，但中国的官员和名流们好象直到此时，才顿悟惟GDP是从的偏颇。人们开始重新品咂那些来自全球学界和传媒界的声音：
《南风窗》总编辑秦朔先生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请大学生们一起审视“GDP论”的缺陷：片面强调物品和劳务的增长，却忽视了增长中的环境、资源的损失，以及人的福利。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现在的GDP没有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的退化，并且只记录了看得见、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对其他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则视而不见。他认为，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较之秦、牛，美国经济学家Patha Dasgupta研探的话，差不多让我们汗流浃背，他说：若以资源等综合指数为标准衡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GDP速度，那么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财富在近20年来增长极慢，甚至在衰减。
反思GDP，我们是自觉和不自觉的过程中完成的。虽然我没有在预测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导中，窥见人本发展观的意图，但我和南风窗的同事们早在此前三个月，便从淮河灾难和上海地铁坍塌事故中，瞥见中国建设的误区，我们表达出婉转的批评，且言辞恳切地吁请中央政府，将原本倾斜的天平挪移到农村这一头。接下来，我们和中国科学院一位首席科学家一起，对话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的消失，一边感叹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一边警醒有司们和谐的丧失。末了，我们把放大的视角触及到中国农村的医疗、教育诸多社改难题。当下，我在整合经济领域反GDP主义的时候，发现东北开发的不可或缺。8月里，我和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有两次事关东北开发的对话，彼时，我们的落点在东北开发的法治时空。现在，我将先前采访的东北工人变农民的片断存放于此，我相信，有心的人们，一定可以从中发现新政府新的政策兴奋点的逻辑因果。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八章 三中全会：不仅仅是萧规曹随（1）
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重要而特殊。几乎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抱负，都要在三中全会的舞台上不疾不徐地展现。或源于此，十六届三中全会鸣锣前夕，观察家们透露在外电中的频频解读，无不集中于政改的突破。希望赋予十六届三中全会分水岭意义的人们最后大都落空，一如含蓄地断言萧规曹随的国内分析人士。
当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被鲜明提出，恍然大悟的人们猛然明白宪政体制上的任何创新，均是从经济开始的。事后诸葛亮们在谜底揭开后大声宣称，三中全会在政经大方向上的萧规曹随，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新的发展观预示着，一场调整正在到来。
仔细思量，亦无须大惊小乍，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侧重点放到经济问题上，非但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传承。
2004年2月下旬，总部设在海南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两会代表和委员们行将进京的前些日子，大张旗鼓地搞了个研讨会，中心议题是：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等大佬级人物的出场，是次会议尤为引人注目。
彼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谢幕已逾四个月。期间，无论官方，抑或民间，对三中全会的解读，始终没有停止过。
事实上，对恐怕还有更多政经问题需要揣摩和体会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人们猜谜般的解读，在会议大幕开启半年前，就纷纭四起了。
完全不同的改革局面
2003年11月前夕，随着媒体间歇性点拨的不断升级，日益迫近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成北京最为流行的谈资之一。
8月，即有媒体用“里程碑”来喻示即将到来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可能具有的历史意义。中共党史专家认为，这样的比喻并非刻意夸大其辞，因为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地位甚为特殊。溯往可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将中国经济推入“改革开放”时代；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领导的中共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据新华社报道，此次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提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意义之大自然是不言而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接受经济日报社《经济》月刊访问时指出，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好与十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其历史意义将与后者相当。年届古稀的张卓元，是此次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草案的起草专家之一，也是一位于政策面及社会均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其“历史意义说”，颇具公信力和传播力。
综观媒体的报道可知，坊间对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深信不疑。9月1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就证券问题的一席平常讲话，也被海通证券研究所有关人士理解为“政策信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理由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背景下，管理层发表如此明确的观点不会是一种偶然，其意义也不同于日常工作中的想法或者仅仅是针对当前市场行情作出的短期反应，而更可能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观察人士称，十六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具有意义，不仅仅因为它是一次“三中全会”，而是因为它将就一个全新的改革局面，作出一些新的指导未来十年走向的方案。
改革局面的变迁，从表达方式的差异上可见一斑。十年前那次三中全会，对于市场经济，中共赋予了一个动词：建立，十年后，这个动词，改成了“完善”。内中深意，不言自喻。
根据中国改革本身的内在逻辑，渐进式改革十年来已经进入了任务艰巨的“攻坚”阶段，香港《大公报》援引北京观察人士的话称，改革之初普遍受益的局面将转变为部分受益、部分受损的复杂局面，一部分改革主体将变成改革对象。
一个完全不同的改革局面，还凸显在失衡的经济社会格局。十年改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正面的乘数效应，也招致负面效应的纷至沓来。东西部发展失衡，贫富比例的失衡，失业和就业的失衡，都预示着城乡协调、经济社会协调的迫不及待。此外，后WTO时代对遵守共同的国际规则的要求，都呈现出一个迥异于往昔的改革局面。 基于此，部分官方和民间智囊机构的学者们开始呼吁中共领导人回应新局面，以“实现这种发展战略的转变”的“胆量”，决意“攻坚”。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八章 三中全会：不仅仅是萧规曹随（2）
一场调整正在到来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决策层或选择迎难而上，硬碰硬。
据称，国务院智囊机构为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交了一份最新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加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当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改制上市已经提到中央政府议事日程。
虽然国资委的成立是一枚硕大的“改革成果”，但中央一些部门还有一些国有资产并没有完全转归国资委监管。如铁道、邮政等系统管着的1万多亿资产还没有交到国资委，仍然是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消息人士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对这样的问题作出最后的彻底的决断。
“中共领导层着意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对记者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很可能会对宏观经济结构，作出战略性调整。
深谙中国国情的人士指出，“迎难而上”表达的只是一种勇气和决心，难题的最终解决可能需要10年乃至20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此间观察家会预料，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对本世纪前10年乃至20年的经济改革作出总体部署的原因所在。
当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如何向世人全面展示未来改革理念和韬略的细节，还不得而知，但一场调整正在到来，一个自上而下的向纵深挺进的改革新局面，必将浮出水面。
就经济层面的改革而言，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志在“建成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