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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斯是性多元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他的理论的重点在于，强调性的多元论是民主原则在个人领域中的运用。他认为，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是好的，而且是同等的好。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某人或某类性方式是好的，另一人或另一类性方式是不好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多元论却主张，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所选择的不伤害他人的生活方式都可以被认为是好的。性多元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做人方式以及对每个人追求自我目标的尊重，是将民主原则运用于个人领域。它为每个个人的发展提供了目标。它认为，个人生活的隐私化是个人生存的必要条件：自我创造的语汇必然是隐私的，不与人分享的，不适合争论的。
性多元论者、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做什么、怎样做和做什么人的问题是生活在现代化后期的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对于后现代的人来说，选择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对于多元论性政治来说，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其中包括对性欲望实现方式的选择；对性关系模式的选择；对一般生活方式的选择。多样性是后现代时期的性的惟一真理。
福柯也应当算是一位性的多元论者，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过“多元”一类的字眼，但是他关于应当保护个人改变现行规范的自由权利的思想完全符合多元论的思想脉络。他指出：“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一种无禁制的文化有无可能，甚至也不是我们是否应当争取它，而是一个有种种禁制的体系能否使其社会运行为个人保留改变这一体系的自由。毫无疑问，一个没有禁制的社会是不能想像的，但我只能重复说，这些禁制必须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来说是可以接触到的，因此他们至少拥有将其加以改变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性的多元化趋势在当今世界上有愈演愈烈之势。它正在建构一种创造性的自我，它允许个人成为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性的多元论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运用这种价值观，我们可以批判现存的正规和严格的行为规范，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实现。多元论价值观要求对个人差异的一视同仁的接受。它承认和保护每个个人做出个性选择的权利。最重要的是，性的多元化趋势将使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生活得更快乐。使人们生活得快乐难道不正是所有社会改革最终的目标吗？
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World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编委、《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生态学报》编委等职。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80篇（部），参与编写专著8部； 主编了国内第一本植物生理生态学教科书《植物生理生态学》。
我是成长在中国本土的生态学工作者。1985年，我于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即考入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这里一直工作至今。从大三开始分专业算起，我接触植物生态学已有23个年头了。当时，这个学科是不被看好的，植物专业81级20个学生中，只有8人选了生态学。大约是受后来的博士导师侯学煜先生的影响，我在从事生态学研究中就非常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侯先生是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的奠基人，他在晚年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提出了大农业观点。他最早在国内旗帜鲜明地反对“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向草原要粮”，对全国“农业学大寨”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侯先生的至理名言“大自然是一部读不完的天书”，始终激励着我进步。关注环境保护，是我的人生一大乐事，看到自己的建议能够被决策者采纳，由衷地高兴；而建议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歪曲”，也会心里憋屈，心中真是充满酸甜苦辣。
差一点被轰出避暑山庄
1985年9月，我如愿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先是师从黄银晓研究员，后师从侯学煜先生从事“城市生态学”研究。从研究生院回所后（当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第一年在玉泉路中国科大研究生院集中学习）； 导师要我选择研究地点，一个是北京，另一个是河北省承德市。后者是与英国人合作的项目，关于承德市和避暑山庄的生态规划。如果在北京做，条件是现成的，因为从安徽大学来的师兄王忠民正在做污染生态的研究。但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选择了后者，单枪匹马就去了承德。
硕士论文是研究避暑山庄的植被起源，并对现状植被进行调查，从而对植被进行规划。在那里，我结识了50年代毕业于北京林学院的韩志兴高级工程师。他是避暑山庄管理科的副科长，对山庄植被非常熟悉。有了他的帮助，我的植被调查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管理处提供了简单的住房和必要的交通工具，这样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山庄里调查植物。有一天，我来到碧峰门－松林峪一带，看到了一幅幅景象令我吃惊：那些栽植于清咸丰至嘉庆年间的古松（油松）许多开始死亡了。古松是避暑山庄的重要一景，如果没有了古松，山庄的景色大打折扣。古松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啊，为什么这样快死去呢？而且死了也无人问津？
针对死亡原因，我对每棵古松进行调查，从健康状况（有无虫眼、虫眼密度）、人为破坏痕迹（包括钉子，刀痕，火烧痕迹）、过度砍枝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共调查了近100棵古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分析发现，死亡最多的地段离居民点最近，因此死亡原因主要是由人为引起的。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韩高工，他听了听，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事了，为此他与正科长还闹过矛盾哩。他说，他也清楚古松死亡已经很严重了，每年26。5棵，如不保护，30年后古松将在避暑山庄将消失。我问他为什么不反映呢？他长叹一声，说谁敢反映真实情况，那不是给领导扎针吗？当时我年轻气盛，不信邪。这么大的事情不呼吁，政府怎么会重视？于是撰文《避暑山庄古松死亡现象不容忽视》，于1987年11月11日投给了《承德群众报》，文章引用了我调查的数据和韩志兴提供的数据。
次日《承德群众报》发表了我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后来《河北日报》又做了转载。这下子，承德市政府坐不住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责令园林局调查，园林局又命令避暑山庄管理科挨棵调查我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古树。如果仅调查就好了，在调查之前避暑山庄管理科长先是将韩志兴叫去“训”了一顿。原来他们两人早就有隔阂。科长责问写文章的人是谁弄来的，为什么不经过他同意？避暑山庄的事情一个毛孩子管什么？不要让他在这里做论文了。
幸亏韩高工顶住了，我才没有被轰出避暑山庄。管理科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证明我的话是真的后，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了汇报。市政府拨款5万元成立了古树保护组，专门抢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古树，杜绝了人为破坏。这是后话了。那年我离开大学校门第二个年头，刚好23岁。涉世不深，差点给人捅了漏子，还差点影响了自己做毕业论文。当时我隐约感觉到，生态学家讲真话是很难的。才明白为什么韩高工听了我的建议后，先是长叹一声了。
首倡自然力恢复自然
进入到新世纪后的冬春季节，北京居民多次受到了来自天上的“不速之客”的骚扰，这就是沙尘暴。我初接触沙尘暴的时候，也不知是何物。就见自行车上落下了厚厚的黄土，天空充满着呛人的气味，空气能见度低得汽车白天都要开大灯。
怎样治理沙尘暴呢？当时电视上的标准画面就是，内蒙古、甘肃一带的群众顶着狂风，刨开树坑，种植手指肚般的杨树苗。记者采访牧民，牧民们都希望树木快快长大，挡住沙尘暴；在街头采访北京市民，异口同声的回答也是，“种树啊，种树挡住这讨厌的沙尘暴”。2000年前后，人们脑子里的模式依然是“人定胜天”，相信人力能够战胜沙尘暴。
为了治理沙尘暴，迎接2008年奥运会，中央紧急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再加上“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人们开始把大量的财力、人力用于草原和荒漠地区造林。
造林能够奏效吗？带着这样的问题，2000年冬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在这里，我们要设计一个5年的试验，试图寻找一条造林以外的路子。这个路子的出发点就是，按照生态学的规律，草原上的优势植被应当是草，而不是森林，林阻挡沙尘暴的效果，远不如草捂盖沙尘暴的效果好。
2001年，试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沙地上减少了人为压力后，密密麻麻覆盖了40公分的草。当年参加北京高科技周召开的“西部大开发与生态建设国际研讨会”，我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初步成果。当时的发言题目“以自然力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那次会上，我还邀请了当年我在英国的合作导师、英国皇家会员布莱德什先生参加会议，刘淇市长发的邀请信。布莱德什很赞成我的提法，认为很有意义。他是当今国际上公认的恢复生态学权威，他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2002年7月14日，在牧民家里，我正和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村）乌书记的小儿子呼合图格一起吃早饭，他用半蒙古语半汉语告诉了我他的一个发现，大概是实验地里的草长到了半人高。我当时非常兴奋，脑子里一闪，认为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结果。激动之余，早饭也不吃了，拿上照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