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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连的阵地上住了一个月。此外，还访问了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以及战
时的平壤城。我所以进行这样大量的活动，因为我们的文学作品是要具体地
描绘生活，作家应当是用语言的画家，像画家那样去写生。对生活无知，那
是不行的。我感到对作家最可贵的是直接的、第一手的材料，感性的材料。
亲身经历最重要。凡有亲自经历的机会，一定要去亲历其境。你访问十个人，
能有一个人给你谈得具体就不错了，因为他不是作家，不可能说的细致人微。
有一次我在阵地上正和别人谈话，吹来一阵小风，很小的小风，旁边一棵小
树卡吧一下，脑袋就垂下来了，这是因为炮弹皮削的就剩下一点了。像这样
的情景，靠访问是得不到的。战时的平壤城，我呆过半个月。整个城市就剩
下一栋半楼房，也已被炸弹洞穿，到处是螺丝、碎钢筋、机器零件，残存的
平房都被炸得斜着膀子，还没有倒下来。即使这样，街上还在广播着战斗歌
曲，表现出特有的抗敌气氛，给人以深刻的感受。像这些如不亲历其境，靠
访问别人不会告诉你。创作当然可以想象，但有些是不可能想象到的。比如
我访问过一个朝鲜妇女，李承晚的自卫队活埋了她的孩子，对她说：“你这
个孩子到明年我就叫他发芽了。”像这种语言，作者很难创造出来。在敌人
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朝鲜战场上的汽车、火车，你走遍全世界也看不到那
种样子。我们的汽车周身全是黄尘，挡风玻璃上有防止反光的防护板，两个
小灯前还伸出半尺长的东西遮光，整个汽车本身就像一个在泥土里摸爬滚打
的战士。你去看材料，战史上会给你写这些东西吗？另外，谈的东西很容易
忘掉，看到过的、思索过的，才会在思想上打上更深的烙印。
最重要的是亲身经历、感受，但是光靠自己的经验也不够。因为你只能
看事物的一部分。所以还要善于运用别人的经验、群众的经验来丰富自己。
这样，既有直接的经验，也有别人的生活经验。我在深入生活中间，也经常
和同志们分析研究一些人物，“解剖”一些人物，这样才能把人了解得透一
些。像陆希荣这个人物，就是同一些同志研究过的。
四、写作前我还作了哪些准备
我刚才说了，我写这部作品，想把前后方两个“战场”都了解得多一点。
在国内这方面我还有许多生活不熟悉。比如我想写点工人生活，但对工人没
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对于自己为之奋斗的阶级应当有些感
性的了解。近代的工人阶级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前接触不多，所以我就到二
七机车车辆厂当了一段时间的车间副支部书记，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写了一
个短篇《老烟筒》；另外还和钱小惠同志合作写了一个电影小说《红色的风
暴》。虽是历史题材，实际也是运用的体验了的实际生活。另外，我还深入
农村进行了一些研究。当时《东方》的故事还没有构成，究竟后方写个什么，
还不明确。这个时期，我到了大清河北，就住在战争时期的拥军模范一位大
妈家里。随后又在滹沱河两岸走了不少村庄，访问了不少合作社，特别是成
立最早的耿长锁合作社。在这当中，我接触了不少农村人物，例如像小契这
样可爱的人物。
为了了解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前后阶级斗争的情况，我在邢台地区借阅了
大批卷宗。我坚持只有我信得过的生活我才写，我根本就不相信的、怀疑的、
心中无数的就不写。看了邢台地区的大量案卷，研究了这个地区的情况，尔
后我在作品中写的像地主用美人计，看来又真的生了孩子，这都是实有其事
的。
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抗美援朝这一阶段的政治工作
是搞得不错的，可以说是我军政治工作发展相当好的一个阶段。那个时期武
器很差，敌我装备很悬殊，政治思想工作却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赴朝慰问团、
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还有党的工作、青年工作、文化宣传、敌军工作等等，
都很活跃。像上甘岭那样的战斗，伤亡很大，剩下十二三个单位的人也能组
织起来，立即组成坚强的支部。所以我也有意识地把这些政治工作的经验融
汇到这个作品中。
我阅读了抗美援朝战史。在军事学院看到了他们保存的相当一部分资
料。我还仔细阅读了《志愿军一日》等群众性作品。因为一部大的作品的完
成，光靠一个人经验有限，很需要吸取群众提供的大量素材。创造一个人物，
需要很多典型的细节，所有的都是你想得起来的吗？不可能。这里就运用了
广大指战员的一些东西。所以这部作品的成果也不是一个人的。本来我应该
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但由于这本书没有写后记，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他们致
谢。
总之，这个作品从一九五九年动笔写，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这里有一个
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忠于生活，只有真实地描写了生活，作品才能具有
较长的生命力。
五、关于人物的塑造
关于郭祥。写这样一部书究竟要写个什么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呢，这是
写作时首先考虑到的问题，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我们的部队中，我接触了
这样一种人：他们受到长期战争烈火的锻炼，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也能生活，
再强大的敌人压他，他也不示弱。过去常称他们是“突破口的干部”、“革
命的好战分子”，他们也常常以此自豪。他们平时休整就感到寂寞，本来生
病了，一听说打仗就好了。他们身上有一种征服敌人的渴望，也就是他们说
的“宁可在敌人头上尿尿，也不许敌人在面前吐痰”。这种性格在我们的各
级指挥员中都可以找到。我们常说那个团能战斗，就因为那里有这样一批战
斗骨干。如果我们将来还要打仗，那就少不了还要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是
不行的。那么这是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呀？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人
的出现，正是革命战争长期薰陶的结果。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怕死不怕死，
敢不敢为革命献身，这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在写这种人的时候，还要有一
个性格化的问题。作为艺术典型，应该包括共性与个性两个方面。只有个性
没有共性就没有普遍意义，这当然不行。但另一方面，只有共性没有个性，
作为艺术典型就是不成功的，也就是过去说的公式化概念化，形成千人一面，
干部一腔。当然，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搞好人物的性格化，并不
很容易。正因为不容易，这样的典型在文学作品中就比较少。这个问题的解
决，还是要很好地研究生活里边的人物，同时突出性格中主要的东西。
郭祥是有模特儿的。一直到现在我写东西还是觉得有几个模特儿比较放
心，比较有个抓挠头。如果人物在你头脑中就没有活起来，你写出来一定是
概念的。说到郭祥，生活中有一些这样的人物。比如抗日战争中我参加晋察
冀英模会，就遇到过一个战斗英雄，很出色，性格诙谐，很逗人喜欢。我们
过去睡在老百姓炕上，大家紧紧挤着，叫“贴白菜帮”，谁要一起来就再也
没空躺下去。他出了个“情况”，人们一惊起来了，他却躺下睡了。还有一
次，他到据点里去打一个伪军。当他走到这个伪军面前，只有几步远，伪军
问：“你是什么人？”他说：“自己人。”说着他就掏出枪来，想一枪就把
他打死。谁知子弹臭了，伪军立刻揣着枪喝道：“自己人为什么开枪？”他
坦然一笑说：“跟你闹着玩哩！”还有一个战斗英雄，打大同时很英勇。我
写过一首诗叫《英雄阵地》，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张家口一个姑娘看
了他的事迹后很感动，写了一封信，还给他送来一块表。可巧，这时候他正
在禁闭室里蹲着哩，因为犯了纪律。我在写《东方》时有过考虑，是写一个
正经八百、不苟言笑的人物作主人公呢？还是写一个活泼一点的？后来选择
了后面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受封建影响太深，许多人性格比较古板，写
这种性格对民族会有好影响。当时文艺思想上有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是能不
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我想，只要我们自己是热爱英雄人物的，总会想尽力
写得好一些，不会随便来丑化他。而为了从生活出发，从特定的个性出发，
即使写了一些缺点，也不算什么问题，甚至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还是想把
人物写得活一些，更像是生活中的人物。生活中的人物，他身上的优缺点总
是相统一的。我们一动笔往往就把那一面取消了，只剩下一面。因此使人感
到不真实。这是创造人物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看没有必要非要人物穿高底
鞋，头上绕着光圈，丧失真实感。
前面提到，有些作品往往主要人物反而不如次要人物突出。我看主要原
因是顾虑过多，老是考虑这是主要英雄人物呀！可别把他写坏了！所以就特
别地慎重。慎重并不坏，但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理上压力
大，过分拘谨，就会写成四平八稳的人物。就像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过分溺
爱。，缺点也成了优点，反而不能很好地分析他、了解他了。
关于反面人物陆希荣的塑造。这个人物也是从生活中接触到这类人物后
才形成的。我写这个人物的基本构思，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写个人主义的毁
灭。小说出版之前，我去工厂听阅读小组的意见，一个工人说，陆希荣这个
人物还不如让炮弹炸死算了，后来还回了国，又当了小伙计，生活还不错嘛！
心里觉得不解气。实际上他从无产阶级队伍分化出去，当了资产阶级的帮闲，
这就说明他已经从精神上完蛋了。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
歌颂集体主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