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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放弃。而又舍不得已写的第四章，以致它在全书中成为游离部分。同时，
单写城市工人运动，既己不能表现当时的革命主流，而当时的城市工人运动
在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之下，虽然声势浩大，敌人惊惶失措，而革命力量
也蒙受了不少的损失，这就使小说的气氛，虽有悲壮之处，而大体仍然暗淡，
显不出中国革命进行的伟大气魄与最后的必然胜利的前景。
对于立三路线，小说是作了批判的，但不深入。也没有描写到当时地下
党员中间反立三路线的斗争。
以上种种，都与作者当时的生活经验有关。
这本书写了三个方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
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作者与有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
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
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
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得多
了。至于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我又不愿
意向壁虚构，结果只好不写。此所以我称这部书是“半肢瘫痪”的。
剩下一个问题不可以不说几句：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
中国社会性质沦战有关。当时参加论战者，大致提出了这样三个论点：一、
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打倒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它是代表
了帝国主义、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当前革命的任务；
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是革命派。
二、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
级来担任。这是托派。三、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所
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取得生存与
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是当时一些自称为进步的资产阶
级学者的论点。《子夜》通过吴荪甫一伙终于买办化，强烈地驳斥了后二派
的谬论。在这一点上，《子夜》的写作意图和实践，算是比较接近的。
当然，《子夜》的缺点和错误还很多，读者自知，这里就不噜■了。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茅盾记于北京
老舍
（1899—1966）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一九二六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
时发表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一九三○年回国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
教授。一九三八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一九
四六年赴美讲学，一九四九年归国。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艺》、《说说唱
唱》主编，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二、三届委员，是一至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常委。一九五一年北京市人民政
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著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
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
《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等。另有《老舍文集》十六卷。
闲谈引出的小说——《骆驼祥子》诞生记
从何月何日起，我开始写《骆驼祥子》？已经想不起来了。我的抗战前
的日记已随同我的书籍全在济南失落，此事恐永无对证矣。
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写它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
正职，写作为副业，从《老张的哲学》起到《牛天赐传》止，一直是如此。
这就是说，在学校开课的时候，我便专心教书，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我才从
事写作。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而又终
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作
职业写家的心意；经好友们的谆谆劝告，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在齐大
辞职后，我跑到上海去，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有没有作职业写家的可能。那
时候，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
我不要冒险。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我不喜欢教书，一来是我没
有渊博的学识，时时感到不安；二来是即使我能胜任，教书也不能给我像写
作那样的愉快。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
入，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
事有凑巧，在“山大”教过两年书之后，学校闹了风潮，我便随着许多
位同事辞了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
决定在青岛住下去，去凭写作的收入过日了。这是“七七”抗战的前一年。
《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第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
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
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
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
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
落，到未了还是受穷。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
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
为福，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
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哪里的人？我都没问过。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
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
十多万字的小说。
不管用得着与否？我首先向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齐先生生
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许多家养骆驼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来，我须
以车夫为主，骆驼不过是一点陪衬，因为假若以骆驼为主，恐怕我就须到“口
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若以车夫为主呢，我就无须到口外
去，而随时随处可以观察。这样，我便把骆驼与祥子结合到一处，而骆驼只
负引出祥子的责任。
怎么写祥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把他
的地位确定了，我便可以把其余的各种车夫顺手儿叙述出来；以他为主，以
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换言之，
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车夫们而外，我又去想，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和拉过什么样的
人。这样，我便把他的车夫社会扩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绍进
来。可是，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还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里，我决定不许任
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难想到的。人既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
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像把小羊拴在草地
上的柳树下那样。
可是，人与人，事与事，虽以车为联系，我还感觉着不易写出车夫的全
部生活来。于是，我还再去想：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
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为一个最真确的人，
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
由这里，我又想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
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
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听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
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
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
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
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
由一九三六年春天到夏天，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与
相貌变换过不知多少次——材料变了，人也就随着变。
到了夏天，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因为酝酿
的时期相当的长，搜集的材料相当的多，拿起笔来的时候我并没感到多少阻
碍。一九三七年一月，“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出现，作为长篇连载。
当发表第一段的时候，全部还没有写完，可是通篇的故事与字数已大概的有
了准谱儿，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假若没有这个把握，我是不敢一边写一边发
表的。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风》每月要两段，
连载一年之用。
当我刚刚把它写完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
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后来，刊印单行本的时候，书店即以此语嵌入广告中。
它使我满意的地方大概是：（一）故事在我心中酝酿得相当的长久，收集的
材料也相当的多，所以一落笔便准确，不蔓不枝，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二）
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业，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写作这一回事，所以虽然每天落
在纸上的不过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
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三）在这故事刚一
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地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
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
我也要运用俏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