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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农民才被批得惨透了呢！他们被一个个提出来大刀阔斧地割资本主义尾
巴，连屁股也割脱，弄得放屁也找不着屁洞。这是活生生事实，李顺大能不
害怕吗！他那副换破烂的糖担，也是一条尾巴啊，随时随地都可能挨刀子；
只是因为那些“革命家”看着那破破烂烂的叫化子行当不起眼，李顺大又已
经被他们糟塌得不成个劳动力，总算才放过了他。然而李顺大却不得不经常
提心吊胆护着屁股过日子。他弄不懂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折磨他，却也终于弄
懂了原来“修”是一只黑锅。
李顺大的脉搏是和全国人民一起跳动的，那个时候，大家都集中精神在
思考着这个核心问题。终于得出了和李顺大一致的结论。
这个结论反映在叶剑英同志一九七九年国庆节的报告之中。
李顺大就是这样一个被生活逼出了一点觉悟的跟跟派。
李顺大在十年浩劫中受尽了磨难，但是，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
发生这种浩劫时，我不禁想起像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
一点责任。九亿农民的力量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难道九
亿人的力量还不能解决十亿人口国家的历史轨道吗？看来他们并不曾真正成
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或者是想当而没有学会，或者是要当而受着阻碍，或者
竟直是诚惶诚恐而不敢上那个位置，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值
得深思。
我不得不在李顺大这个跟跟派身上反映出他消极的一面——那种逆来顺
受的奴性。
四
在写作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这篇小说在客观上带有重新认识历史的意
义。所以我不得不特别慎重地忠实于历史，不得不学用史家的严谨笔法。当
生活中的各种形象向我涌来时，我进行了认真的选择。通过选择的形象，反
映出了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显示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执行的不同结果；
伺是错误路线，也分清楚是自家人拆烂污还是敌人捣蛋，产生的影响也自不
同。至于反映到什么程度，我也努力想掌握住分寸。而小说里所反映出来的
一切，无非是显示人们终究在逐步觉悟，生活终究在前进。
有人认为小说最后一段，是作者有意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个说法是
不对的，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景况确实是好转了。我描写这种
好转的生活决不美化，而是严格地掌握了分寸的。讲到砖头，我只写刘清同
志在那位文革主任出身的砖瓦厂厂长身上做了点工作，让他退还给李顺大一
万块砖头。但是我并没有说刘清怎样对那位厂长进行处理，因为生活中对这
种人如何处置并未解决。我只写椽子已经敞开供应，而写到衍条就一定是要
公社批准的，因为现在的物资供应只达到这个程度。我也不隐瞒李顺大去“腐
蚀”那些掌握物资的人，因为生活中此风依然存在。所以，我既不曾美化也
不曾丑化。
写这种题材的小说，我的能量是不够的，因此缺陷就无可避免。我在文
章开头就说到有些人对小说的看法不全面，这难道不是小说本身某些地方显
得功力不够造成的吗！此外，我本想让读者看完这篇小说之后，能够想到：
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让九亿农民有了足够的觉悟，足够的
文化科学知识，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使他们不仅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
且确实有当主人翁的本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
四化建设才会迅猛前进。如果我的小说不能引导读者去想到这一点，那么，
小说的缺陷就是严重的了。
一九八○年五月八日
李国义
（1930—）
上海人。中共党员。一九四九年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毕业。
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组组长，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干
事，中国铁路文工团创作员，中国铁路文协副主席，《小说选刊》主编。是
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一九五七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
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
《危楼记事》、《没意思的故事》。其中，短篇小说《月食》、《危楼记事
之一》分获第三、四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花园洋房与沧桑巨变——《花园街五号》诞生记
阿桂：
今年国庆期间的最大乐事，莫过于读你谈论拙作《花园街五号》的长信
了。
谢谢你的褒奖，更谢谢你的坦诚。
我认为编辑作者之间，最好是诤友的关系，有长道长，有短论短，为一
个共同的目标——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而努力。要是这两者是会计科目上的借
方和贷方，或者赤裸裸地变成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那文学岂不成为纯粹
的商品了么？
据说巴尔扎克一辈子都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写他的煌煌巨制《人间喜
剧》，那终究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事情了。不过，很遗憾的是，为还债而写
的作家至今未能绝迹，固然，好文章也有给等不及的稳婆硬逼出来的，但大
部分还债作品，都不免粗制滥造。因此读者表示理所应当的不满，好像也是
应该的。这类作品所以得以问世，现在看来，作者本身的不慎、重、不严谨
是主要原因外，编辑们不遗余力地哄抬催逼，讨债上门，也多少有点责任。
所以你这篇决非索稿的来信，而从编辑角度谈论并非发在《百花洲》上
的作品，真令人感动。
你对《花园街五号》得失的探讨，一是非常中肯，二是令人折服，即或
有个别论点未敢苟同，犹可商榷，但总的出发点，你是希望在出书时改好一
点，我是完全理解的。在此，谢谢你的好意。
我十分钦佩编辑的目光，一个有修养的文学编辑对作者来说，无异一个
高明的医生（也许是产科吧？）对待临床特产的妇女那样，具有相当重要的
意义。编辑既不同于作家，也不同于评论家，然而他必须具有作家的诗人气
质，否则，他大概无法深得其中三味地去体会创作的甘苦。但是编辑倘无评
论家的敏锐思想和精确的判断能力，也难以衡量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指点
出长短暇瑜之处。这样分析不知你是否同意？但读你的信，你好像正是这样
双管齐下对这部作品进行全面论证的。
《花园街五号》的写作，始于去年年末，终于今年四月，但花园街上这
幢美丽的房子，却在我脑海里索绕得很久很久。
要从美学范畴来研究形象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我实在缺乏学问。
但是，要回溯最早的创作契机，还可以推得更远一点。
说来你也许不信，最早在我脑海里的那座楼房，不是现在这幢俄罗斯式
的建筑物，而是你我都比较熟悉的上海市西区那些所谓的花园洋房。你奇怪
吧？其实一点也不怪。给你讲述这段故事，必须回到十年动乱时期，我曾经
修过铁路的黔东南地区。（所以我读叶辛的作品，感到那么亲切，正因为我
在那里度过许多灰色岁月的缘故吧？）
你一定会有这种体验，在外地的上海人，彼此之间都有一种特殊的凝聚
力，只要“阿拉，阿拉”两声，即使不谋一面，素昧平生的人，也会异常亲
切热络。那时候来山区插队的上海知青为数不少，分散在穷乡僻壤里，只是
到了赶场的日子，他们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狭窄拥挤的乡场上。
哦，赶场，是那个时代看腻了样板戏以后的最高娱乐享受了。蒙群专队
恩准得以去置办一些牙膏肥皂的我，挤在人群里，也顿时忘掉了那些屈辱和
折磨，尤其是听到了那么熟悉的乡音。
突然，两个插队女知青的谈话声，飘进了我的耳朵。
“侬屋里落啦啥地方？”
“徐汇区！”
“啥路？”
“迈尔西爱路！”
天哪，都啥年头啦，还记得殖民地时代的旧路名！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
向看去，一个身材娟秀的姑娘，正瞪着双惊奇的眼睛，注视着似乎刚结识的
同伴。她问：“门牌号头？”
那个胖胖的，毫不在乎的姑娘，讲出了门牌号码以后，根本没有注意听
话对方突然变异的脸色，还在继续讲着：“阿拉刚刚搬进去的，老早一家到
安徽乡下头落户去了！”
不知为什么，我替那个文弱的姑娘悲伤，也许她家还不曾把这个消息告
诉她吧？
乡场上的人流把我卷挟着离开她们。
因为我获准赶场的机会不多，再也没见着那两个姑娘。但是那张惨灰色
的脸，和贵州总爱阴霾的天空里的色调一样，长时间留存在印象里。
尽管当时我无权写什么东西，但浮想联翩以后，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素材，有着难以形容的，但对比度较强的画面在吸引着我，甚至连题目都有
了，叫它《相逢》岂不很贴切么？但是相逢以后是什么呢？我就茫然了。
不过，那时我并没有萌发出写一幢房子历史的念头。
你读过程乃珊的《蓝屋》和主安忆的一篇写弄堂里几户人家的小说吗？
看来作者把视线的焦点落在建筑物上，倒也很自然的呢！随着工作的变动，
从乡场走向天南海北，我终于发现，可以掰着指头，讲出数代人历史的建筑
物比比皆是，到处能够不费劲地找到。而且在叙古述今的时候引起联想的东
西，常常是既丰富，又深刻。因此，我着意关心这方面的材料，点点滴滴，
慢慢积累。正如炼钢一样，添加了铬、锰、稀土族等元素以后，就不再是原
来意义的钢了。由于不断增补新的素材，量变带来了质变，我决不会按照原
来的意图去写《相逢》，如果要写的话，相逢也只能是大的画面中的一角。
可现在的《花园街五号》连一点《相逢》的影子都没有了。看来形象思
维的整个孕育过程，是一个吸收、扬弃、聚合、离析的不断吐纳变异的过程。
我真佩服有些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