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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必须追求新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不断突破，不断前进。俗话说：
好话说三遍，谁也不爱听。因此，我就尝试着去塑造另一类造反派头头的形
象。
而且我认为把造反派写成郗望北这个样子是有意义的。在文化大革命
中，很多群众是真心实意，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他们以为自己真正在捍卫
马列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把这些人全写
成王洪文式的坏分子，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造反派中确有王洪文式的
人物，也确有和“四人帮”直接有联系的坏分子，但是这类人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人是受了骗，当然其中许多人抱有个人的什么目的，也有的是沿着这
条线发迹起来，变坏了的。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当时谁如果不参加造反队，
那就像现在不参加揭批“四人帮”一样的不得人心，受到孤立。
我还认为，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十年提拔的干部全部当成“火箭”干部，
当成“双突”式的干部，一律赶走的话，将给我们国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亲眼看到不少工厂，从厂一级到车间一级，四十岁以下三十以上的这批干
部扛着大头，而这批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二十多岁，很多人参加了造反
队。如果现在把他们都说成是“四人帮”提拔的干部，是“火箭牌”的，一
律赶下台，将给生产造成很大影响，加剧新老干部之间的对立。
我在基层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所以，
我冒着被打棍子的危险，向党进一言。让党的工作者听郗望北发牢骚的话，
引起一点警觉，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我就塑造了现在大家
看到的这个郗望北。
最后我还想就乔光朴和童贞的爱情再说几句话。五十年代某大厂一位非
常能干的厂长在去苏联学习的途中，和一位同去的女干部发生了暧昧关系，
回国后和原来的爱人离了婚，同那个女干部结了婚。他在当时可能为这件事
还受了处分。我当时大为不解，深深替他惋惜。但是，我要命也没有想到，
在二十年后我会把他的错误改头换面写进了小说。而且还是加在倾注了我全
部心血的人物——乔光朴的身上。
但童贞的模特儿却不是那个女干部。童贞身上有我所熟悉和敬重的一个
气象学教授的影子。女教授已经六十多岁，是个老姑娘，性格孤僻，非常喜
欢小孩，说英语比说汉语还流利，吃馒头不吃皮。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一辈
子不嫁人，但一直不敢问，直到现在这还是个谜。
我拉拉杂杂地把《乔厂长上任记》的构思过程说完了，很可能没说清楚，
也只好这样了。这是一篇生活帐，搞任何一项工程都要投资，写小说也要有
“资本”，这“资本”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生活积累。我写《乔厂长上任记》
从“生活积累材料库”里开支了多少呢？这篇东西就是帐目。
最后还要唠叨几句。这篇小说写得很粗糙，除了写作水平差，当时还有
一种急躁感，抄清之后几乎耐不住性子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仔细
推敲。当时，我曾狂妄地幻想，要是把全系统的厂长们召集到一块，让我把
这篇小说念一遍多好。念完之后就是立即批判我、审判我，我也认头了。党
培养我那么多年，我看出了问题，写进了小说，多少会对厂长们有点启发，
我也算尽了一个党员的责任。
有人说《乔厂长上任记》似乎没有完，没有结尾。我觉得生活没有结尾，
“四化”建设刚刚开始，我很难给小说加上结尾，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周克芹
（1936—1990）
四川简阳人，中共党员，一九五八年成都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历任生产
队长、会计、区干部、技术员，作协四川分会专业创作员，是中国作协第四
届理事、作协四川分会副主席。一九五三年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石
家兄妹》、中短篇小说集《二丫和落魄秀才》、《周克芹短篇小说集》，长
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泪酒葫芦坝——《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诞生记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顾名思义，是几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生活故事。
这一群农民，有老年的，有中年的，有青年的，有男的，有女的。其中也有
我自己。
文学不需要写作者自己么？我看，是要的。有时候，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由这些经历所形成的思想、感情、个性、气质等，一
定会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我读书，读前辈作家留给我们的文学经典，我
常常掩卷沉思：从那个主人公，那个被作家倾注着满腔热情和爱的主人公身
上，我看到了作家本人。
事实正是这样：一个作家如果仅仅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他没有成为一
个具体的生活斗争的参与者，不是身临其境，与那一具体历史时期、具体的
环境里的群众一起同忧患，共哀乐，那么，无论他的思想是多么正确，概念
是多么明确，其作品的主题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总给人一种“隔着一层”
的感觉。甚至使人感到作者仅仅是一个并不高明的“阿姨”，在那儿板着面
孔教育小弟弟。至于思想认识本来错了，写出作品来歪曲了生活，那是另一
回事了。
我生活在农民群众中许多年了，我从来不拿着笔记本儿对谁进行采访，
不为搜集材料专门召开座谈会。我不习惯那样做，也不需要那样做。生活中
熟悉的人和事（有时是亲身经历的）以及新的感受、思考、希望等等，都是
我进行写作的材料。很多很多，写不完，有时简直来不及写，我恨自己笔太
笨，手太慢。向前进行着的生活，给我提供了太多的感受、问题和思考；我
所熟悉的庄稼人，以及他们的新的生活、命运、喜怒哀乐。。所有这些，我
已经写出来的，真是太少太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我的笔记本上写着：
近日来，在酝酿长篇《天府之国》的过程中，主人公们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斗争
历史把我的思路拉回到了少年时代的五彩缤纷的生活。。
然而，现实的、更为贴近的生活，这些年来的经历和感受，却又迫使我不得不把一
九七八年的写作计划改动一下——先写《许茂家里的女儿们》（暂名），写几个男女农民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
紧接着，十一月二十三早晨，笔记本上又这样写着：
。。是的，就这样决定了。只需把我最熟的几个生产队的百十户人家，稍加概括，
即可以写成一部长篇。不是么？许茂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还有些缺点的老头子，他一辈子
养了许多女儿，女儿们个个都是能挺能干的，可日子依然过得不如意，很痛苦，他没有一
个儿子。他年轻时饱经沧桑，中年时有过一番雄心壮志。。现在他的家境比别人也富裕一
点，但他害怕回到旧社会去，他和他的女儿们，全是能人，个个都有自己的性格——这就
构成了复杂的矛盾纠葛。
有女儿，就要女婿。女婿们加上女儿们，各家各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
几乎没有提纲。只写了一些人物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已完全不是生活
中某某人的了，有真的，也有想象的，真真假假，组成一个家庭、一个社会。
我是完完全全地参与了进去，我的感受在这些人们身上找到了寄托和归宿。
我把自己多年来对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的思考，比较集中地写在许茂老汉身
上。我把长期农村生活积累起来的感情倾注在四姑娘和别的人物的命运
中。。后来，拍电视、拍电影的同志来了，演员们要我给介绍小说人物的原
型是谁，以便他们去采访。我却无论如何也指不出这些人物的原型来。许茂
是谁？四姑娘是生活中的哪一个妇女？我说不出具体的生活中的人名来。
文学作品，即便不是自传体，也一定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前进的
脚步声，以及悲欢离合等等。它是时代风云、群众生活所给予作者感情影响
的形象见证，个人与时代的结合的一个最真实的证物。
对于有些作品，如果仅仅是批评它们的作者“表现自我”，我认为，不
如认真地倡导和帮助这些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参加实际工作、学习马
列主义，使自己结结实实地扎根在劳动群众之中，积累生活，积累感情，与
群众、与时代一同前进。这样，即使他在作品中：“表现自我”，恐怕也会
多少表现出一些人民的共通的思想感情来。鲁迅说得好：“我以为根本问题
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什么
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
血。”鲁迅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文学实践，不正是这样的么！
很难想象，一篇小说、一首诗，没有作者自己的情感，那会是一篇什么
样的小说、什么样的诗？
十年动乱，民不聊生，穷乡僻壤也难于幸免，真是“社不成社，家不像
家”。这时候，我早已不是一个仅能为自己编织故事以安慰自己寂寞心灵的
孩子了。党的培养，人民的哺育，人生的磨练，我从青年进入中年，我既是
一个必须贯彻上级方针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又是一个必须从事劳作以供家
养口的农民，有时候我自己就是矛盾的，曾经有过徬徨，痛苦，尤其是当我
感到是我自己在伤害着包括我在内的农民群众的时候。我真是百思不得其
解。但是，更主要的不是这个。生活不允许一个人永远处于徬徨之中。我不
断地读书、学习、思考（所幸的是，在“文革”十年之中，我是一个真正的
“逍遥”派，既没有如何被人整，也从不整别人，真正的庄稼人都是这样的，
我除了当会计、干农活，就有许多的功夫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