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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起了杀心？”
“不。因为藤崎逼债逼得紧，他说我要是再拖欠不还的话，就要去找保人。这么一来，我盗用印章的事就会被戳穿。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他找保人。今晚我就是来求他，能不能再宽限一个月。”
“可是，藤崎不同意。于是，你想干脆打发他回老家，就拿出事先偷偷准备好的刀子，不顾一切地行起凶来。不是这样吗？”
“根本没这回事。那把餐刀不是我的。我进屋时，他已经倒在柜门敞开着的保险柜前。
我吓了一跳，但还是走近过去，好象着了魔一样居然想把他抱起来，这样一来，手不由得就碰到了那把餐刀。就在这当儿，那个女人就进来了。”
“如果事实正象你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在发现异常时你不立即叫人呢？”
“这一点，现在我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奇怪。我抱起他那躺倒的身体时，竟还往开着的保险柜里望了望。里面有好多文件被打开了，撒乱了的文件上面有一个首饰，好象是钻石，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我象是被它的美丽迷住了似的，只顾盯着看……”
这样的陈述，当然不能使审讯官满意。而且，在审讯中，知道了他在乡下的时候，曾跟村公所的一个工作人员酒后口角，打伤了对方，因而被惩服役一个月。
这个案件，还有两个疑点。其中一点是住在这座公寓对面的一位年轻的公司职员提供的。
“因为是个闷热的夜晚，我开着窗，光着膀子，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从我的房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藤崎先生房间的窗户。当时收音机正好在报时，所以我脑海里曾闪过：已经九点啦！藤崎先生房间的灯还亮着。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吧，电灯‘啪’地熄灭了。然后，过了五分钟光景，灯又亮了。那时候，我一直坐在窗前，漫不经心地望着那座公寓，所以不会看错的。一直到公寓里吵吵嚷嚷地喊叫起来，灯再也没熄灭。”
这番话里有一点难以解释：为什么电灯熄灭以后又亮了呢？首先大致可以断定，行凶杀人是在原来亮着灯的时候发生的。凶手杀人后，把灯关掉了，按理应该随即逃之天天。然而，为什么凶手要冒着生命危险再一次开电灯呢？而且为什么凶手竟愚蠢到在杀了人以后，非但不逃，还要跪在死者身边发呆呢？从关灯到下一次开灯的五分钟里，在漆黑的房间里，凶手又究竟干了些什么？在作了这样一番斟酌推敲后，确实有必要考虑一下凶手可能不是这个名叫铃木的青年。他说不定不过是一个倒霉的现场发现人。
可是，警察对这个疑点作了解释：铃木在杀人后关掉了电灯。他在黑暗中，走近保险柜，企图找出自己的那份借据，把它销毁。同时，顺便还可能想拿点钱。可是，文件太多，借据一时又找不到。所以他又把灯打开。而那个女人又恰好在这当口闯了进来。他进退不得，干脆装成是个现场发现人。象演戏一样，呆愣愣地站了起来……。
疑点之二是指纹。
作为凶器使用的大餐刀上，检查出清晰的铃木的指纹。被人发现的时候，他正握着大餐刀，手上沾着被害人的血。但另一方面，保险柜虽然被翻得乱七八糟，里面却没有发现他的指纹，文件上也没发现血迹。
按常理来说，翻保险柜应该在行凶之后。
而保险柜里没有指纹，也没有血迹，这一点是不可思议的。不用说，无论是在房间里，还是在铃木身上，都没有搜到手套之类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警察作了很妙的解释：确实，没有发现凶手的手套。但是，凶手穿着袜子。他怕查出指纹，就用飞快的动作脱下袜子，用袜子来代替手套。女人进屋肘，准是还没来得及看清楚究竟是袜子还是手套，就惊叫着跑出了房门。在这一瞬间，他立即又把袜子穿上了脚。为了掩饰袜子上沾有的血迹，他又故意把被害者抱起来，装成全身都沾上了血……
这么一来，尽管遭嫌疑的铃木一再否认，但案件还是付诸公审。起诉书原封不动地确认了警察的意见，认为根据情况来看，证据确凿，凶犯是铃木正三。动机被认为是，在应付逼债中害怕被发现盗用保人印章；所以，他的这次犯罪是预谋的。
检察官的起诉严峻之至。他把铃木断定为先天性的罪犯，而且极力主张，因为他在最高学府求学，所以是智能犯，这种罪犯最为凶恶可怕。鉴于这种类型的罪犯日见增多，大有毫不犹豫付诸法律处置之必要。检察官的起诉以下文结束：“正当全民族同心同德，力拒国难之际，对此类大胆妄为之徒，理应迅速一扫而尽！”
起诉书要求对铃木判以死刑。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那样，担任审判的法官城川刚一全盘接受了这个意见，作出了死刑的判决。
可是，在公审之际，有一个奇怪的场面使人难以忘怀。这是城川刚一讯问被告是否在现场（注：原文alibi；法律用语。被告不在现场的立证。）的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到藤崎的公寓的？”
“九点半过后，也许还要迟一点，到公寓前，我看了一下表，所以记得很清楚。”
“推定受害人是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被杀的。如果你到公寓是在九点半之后的话，那末九点半之前，你在哪儿？也就是说，这一点搞清楚了，不就可以证明当时你不在现场了吗？”
“我在别人家里，和某人碰了头。。．
“那个人是谁？还有，那个地方在哪儿？”
“那个人……那个人，我不能讲。”
“为什么不能讲？碰巧的话，那个人不正是能救你命的重要人证吗？”
“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讲。”
“原因是什么呢？……”
“法官先生，关于那件事，我一点也不能说。不，我没有权利透露。”
“那么，那个地点也同样吗？”
“不错，所有的。……反正，我直到九点二十分左右都在那儿。这一点千真万确，我可以向上帝起誓。从那个地方到那座公寓，即使坐汽车也要花大约十分钟的时间。要我在那段杀人的时间内赶到现场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你为什么不证明这一点呢？”
“这，……这是因为，……”
这时，他流露出极其痛苦的神情。可以看出，想说的心情和不能说的意志在激烈地进行着斗争。最终，他还是拒绝说出那个人和
那个地点。接着就光是重复地说着那已经说了多次的话：
“反正我清白无罪。这不是我干的。法官，一个人在拚命疾呼啊！恳求你听听这种良心的呼声吧！我是无罪的，即使死到临头，我还是要说，我是无罪的。……”
三
那天晚上，城川刚一了结了判决事宜，回到家里后，一直怏怏不乐。他闷头吃完晚饭，便立即回到自己的书房。
法庭上被告的态度，变成一块越来越沉重的石头向他心头压来。
当然，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判决。凭着法律的威信和名誉，把一个杀人犯送上断头台，这不正是为了伸张正义所采取的天经地义的行为吗？他杀了人，他就必须明正典刑。我以我的全部智慧，担任了这次审判。侦查证据尤其花费了不少时日，也让律师尽一切可能作了辩护，同时也倾听了律师对证据提出的驳议。
采用哪一种证据，全凭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所得到的心证（注： 心证：法律名词。指审判者在审案中得到的一种确信。）。我在全面考虑后，断定他有罪，又判以合乎法律的刑罚。
判决肯定没有错。判决是正确的。尽管如此，那象一阵风似的、陡然掠过心头的寂寞和不安又是什么呢？
——“喂——，站出来吧！……”
——“喂——，我等着呢，……”
青年悲恸欲绝的凄叫萦绕耳畔。笨蛋！这种鬼把戏，我难道会上当受骗吗？
——“死者是再也无法诉说自己的冤情和痛苦。可是，法官先生．唯有你却能听得到我的控诉，你终生无法逃避死者那无休无止的呼叫声！……”
那对眼睛，那坚定自信，象箭一样射向自己的明澈的双眸，使人感到恐怖可畏。
城川刚一回头看看身后的书架。书架上排满了大部头曲烫金法律书籍，肃穆寂静，显得至高无上。那里面有人类智慧的结晶，有社会正义的卫士，也有在无声中不断高谈阔论唯一可以信赖的司法的尊严和威望的良师益友。城川刚一经常久久凝望着这些书籍。
“父亲，您有事吗？”
独生子道夫走了进来。他和父亲不一样，不喜欢当一个法律家，结果毕业于大学商科，今年进了一家商业公司工作。
“嗯，……有点事，……”
含糊地答应了一句后，城川刚一看着儿子的脸庞。看上去他好象有点无精打采，脸色异常苍白。
“听说今天判决的是死刑？”
城川刚一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的神色：
“听谁说的？”
“晚报登出来啦。据说那人在判决后，好象还向着旁听席喊叫了些什么，是吗？”
“犯人形形色色。这也算是一种英雄主义吧。”
“是这样吗？一个甚至愿意放弃上诉权，就要走上断头台的人还会有这种兴致？”
城川刚一想起了法庭上青年严肃认真的目光，吏添了一层不快。
“这些家伙的心理不是凭常识所能理解的。”
“可是，万一如他所讲，真正的罪犯被抓到了，他将是无罪的，那么会怎么样呢？”
“判决是严正的，不会有那种错判。”
“可是实际上，错判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有名的德瑞夫尤斯（ Dreyfus）案件（注：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政治案件。犹太人德瑞夫尤期大尉因间谍嫌疑被捕，被判终身徒刑。认为他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