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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练拳的靶子！他走了，我们还骂谁去？”想来马先生做不做“特务”，自己说了也不算。
第十五章：同类项（3）
马一龙在《时事辩论会》中为了美国而辩，用他的话来说，“是解释美国政府的思考方式。就像律师，可能知道嫌疑人确实有罪，但他有义务尽职尽责地为他辩护。”有时，他觉得自己是个演员，把观点抛出来，是要触动观众或自己展开思考，并不一定要得到答案。
马一龙先生已在这个节目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他也成为这个节目里一个主要的亮点。
《时事辩论会》的另类评论员们给了大家一个好玩的选择。程兄很快找到了主持这个节目的乐趣。他认为：“我做《时事辩论会》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除我之外是三个人辩论，对少数派的意见，我一般是见死不救的。如果我是赞成多数人的意见，我会和那两个合起来攻击最少数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辩论会因为上了电视，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是一个辩论作秀。”但他也坦承，许多形式仍然在寻找中，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在辩论中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许多话题，就像辩论伊拉克战争，我们都辩论了不止一个月，其实就算辩一年，也辩不清楚。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把一个事情说清楚。我们的口号叫做‘真理越辩越明’，这是一开始的口号，其实是越辩越糊涂。”
当然，程鹤麟在尺度上有着超强的把握力。许多他请来的专家不论是什么政治立场，程都会告诉他们，“电视台不是你个人的政治舞台，所以我们一定要围绕这个主题去讲，不能有过多的个人的东西出来。当然，你要发挥个性，但是自己的政治立场是要有所收敛的，因为在香港规定所有的嘉宾的言论要自己负责任，同时也要平衡。”
这个纯粹的口水节目自然收获到了它的荣誉。激烈的反对声与强势的赞美，都在这个落地区域仍然很小的频道上，显得像是一个争议极大的节目。而巨大的争议部分地说，就是巨大的赞美。
凤凰卫视显然在评论上正在编织着自己的一个与资讯相匹配的评论带，并且正在显示出独特的成功。老板刘长乐认为，凤凰卫视2003年间，两大战略性的内容改革就是打造完成了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直播的新闻资讯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解释性的评论带的形成。
在老板刘长乐所叙述的新闻类节目编排中，凤凰卫视中文台相继开通了以《早班车》、《午间特快》、《时事直通车》、《子夜快车》为主的四趟车，同时在全天增加九档90秒的《凤凰快报》。资讯台更是24小时都有“整点播报”。这使凤凰卫视的新闻资讯能在不同的时段内，将全球最新发生的大事不间断地传播给观众。
与之相配套的几大时事类的评论节目，也在这些新闻时段之后开播了六档不同的节目。元老性质的《时事开讲》是对全球发生的事件，包括正处于半夜以及欧美白天正在发生的大事，进行即时性的评论。《新闻今日谈》主要负责《时事开讲》之后正在发生的资讯类的评论。因为《时事开讲》之后的12个小时里，时事仍在欧美发生。这个节目从时间段上看，需要提供的是可以覆盖中东、北美新闻之后的评论。后来，这个节目调整到资讯台，同时由美女主播谢亚芳、曾静漪与阮次山、何亮亮先生共同主持，打造一种全新的时事主持风格。美女与老人的评论方式，似乎正在枯燥中生发春色。2003年开设的《有报天天读》，仍然是对报刊的重点的评论与新闻的重新解读。此外还有程鹤麟主持的《时事辩论会》、石齐平先生主讲的《财经今日谈》、王菁瑛与马鼎盛先生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凤凰卫视目前已全面打造完成时事、政经、军事方面的权威评论带。
对于评论的重视，正使评论员们成为主角。凤凰卫视高层还专门在香港总部为评论员们装修了一间豪华宽敞的办公室，正式定名“凤凰卫视言论部”，他们的办公室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是奢侈的。曹景行正式出任言论部总监，以资讯台副台长的身份协调言论部的日常运作。凤凰卫视在伊拉克战争直播后，正在大量引进各阶层的评论员，以完成各个不同层面的评论专家的囤积。原《人民日报》的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先生——这位曾呼吁中日关系要有新思维而引发争论的评论员，已成为凤凰卫视新的签约评论员。与他同期签约的还有台湾方面资深的经济专家石齐平教授，负责经济方面的评论。许多方面的专家都在凤凰卫视的关注中。目前，凤凰卫视已拥有了近十位不同方面的评论员，基本完成了由一个节目到一个部门的过渡。
第十五章：同类项（4）
而凤凰卫视管理层在言论部成立后，又于2003年9月，在全天24小时每逢整点都有新闻直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增加了“新闻点评”环节。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10次，在《正点播报》节目中，都有不同的评论员轮番上阵，点评最新时事，使凤凰常态新闻评论进入直播状态。
凤凰卫视经过三年时间的打造，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
这个评论带显然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曹景行：“好好学习，天天开讲”（1）
去年，凤凰卫视每个主持人都要为自己的节目写一些话，我写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开讲”，最短。今年还是那八个字，还是最短、最简单。简单，正是《时事开讲》的特点，我相信，中国没有什么别的电视节目（即使是CCTV的天气预报），会比《时事开讲》更加简单。
四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休假回来，见到钟老师（副台长钟大年先生）就问：“那个新闻评
论节目还做不做？”凤凰卫视策划一件新的事情，变数经常很多，我休息了一阵子后，必须确认先前的安排有没有改动。钟老师回答：“没有变化，做啊！”我又问：“取什么名字？叫《新闻开讲》好不好？”“还是叫《时事开讲》吧。”就这样定了下来，前后大概一分钟。
凤凰的决策者偏好“时事”而回避“新闻”，从最早开播的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的取名就可以看出，有点玩弄障眼法的味道。“开讲”的说法则流行于台湾（TVBS就有一档王牌节目叫《2100全民开讲》），现在大陆媒体也接受了，应该与我们这个节目多少有点关系。
确定《时事开讲》的名称后，我们又用半小时试了一次镜：灯光如何打，开头结尾时董嘉耀如何转来转去，开场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何时道出……那是在正式开播前的三四天。“院长”王纪言和钟老师还决定，节目时间接近午夜，气氛可以松弛点，开讲者不穿西装，只系领带。1999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十三）我们第一晚“开讲”，此后每个星期五个晚上“天天开讲”，到今天已经讲了1000多个晚上，看来还要再讲下去。
操作简单的好处，是让我们有可能把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节目的内容上。凤凰体制的灵活，给了我们超出预料的空间；资源不足又迫使我们“另辟蹊径”，到头来反而成为某种优势。《南方周末》曾形容《时事开讲》是“不可复制”的，其实，真正“不可复制”的正是凤凰的这种体制。
“开讲”能够如此简单，因为我们可以不必做许多事情。本书写出后，我对师永刚先生列举了一连串的“不”，首先就是“不开会”。《时事开讲》四年多来，记不起正经八百开过什么会。反正就那么两个人，有事情见面谈上几句，或者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何必开会。这种作业方式特别合我的胃口，早先在大陆开了许多年的会，实在开怕了，到香港后也遇上过喜欢开会的主管。在我看来，有些事情非开会不可，更多的事情不用开会也能够解决。我在凤凰快六年了，承蒙管理层照顾，很少要我参加会议，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还是因为人手少，时间紧，每天的《时事开讲》大致上由我们“自作主张”，一般来说，谁是主讲者，谁就决定当晚的题目，只要告诉“对手”董嘉耀，不必上报什么人，也无人会来问你。全部的准备工作完全是主讲人与嘉耀的事情，彼此简单沟通几句，就分头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找资料、上网、打电话向各地朋友请教，是我的主要工作。大概要到进录影棚前半小时，我会把三页字迹十分潦草的提纲交给嘉耀，等他大致辨认出我写了些什么，进棚时间已经到了。
嘉耀晚上除了《时事开讲》，常常还要播报《时事快报》及《时事直通车》，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演练”一遍。而我们的录影等于直播，直接从棚里通过光纤传到“上天”的地方，到时就播出。所以，每次录完节目我们就完事了，从来没有人审查，也不再做剪辑或修改。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手和经费。经常有观众来信，希望我们为《时事开讲》打上字幕，就像北京CCTV的许多节目那样，但我们今天仍然做不到，在时间和成本方面都不可能那么“奢侈”。对观众的要求，我们只能再表歉意。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这几个“老头儿”没有受过电视专业训练，普通话不标准，有时还口齿不清，观众半夜收看又不得不开低音量，实在说不上是什么享受，还请多多包涵。
开始做《时事开讲》时，台里曾问我要不要配个助手，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首先，像这种评论节目主要是靠自己的眼睛和头脑，靠自己挑选材料，靠自己思考，别人很难帮上忙，弄不好还会添麻烦。其次是为了节约开支。找一个有用的助手，在香港或许要一两万月薪，一年就是一二十万。我的想法是，如果这方面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