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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的明星一样，就自己的薪水进行狡猾的躲闪，或者就一个不重要的个人问题，含糊其辞。但他们绝对不回避那些尖锐的国际问题，或者学生们关注的他们对于中国的立场与态度。十分在意制作成本控制的凤凰台，每次现场开讲之后，董嘉耀都会把现场录像剪辑后播出。董说：“观众在现场关于时事与节目制作的提问，很有代表性，平时的观众来信不能一一回复，这个节目可以回应许多观众的疑问。”
事实上他们应当感谢电视。正是这个他们在出生四十、甚至五十多年后才正式接触到的电子媒介，正在客观上改变他们的人生。曹景行说：“我们正在努力使用电视来帮助华人认识世界与观察世界。”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1）
“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背景
◎ 曹景行仓促中成就了一个新节目形态的诞生
请回忆1999年5月9日。
如果中国人都没有忘记这一天的话，至少你会发现，这一天在多年后重新回顾，也仍然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相当重要的日子，是一个曾经改变过许多中国人理想与世界观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隔开了这样一些东西：对于美国的重新定义，对于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定位，愤怒与悲情后的理智；电视介入生活并影响国家、个人命运的奇迹……
这一天在中国人不同的心灵中打着深深的烙印，并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与命运。
当然，这个日子对于凤凰卫视来说，几乎开启了一个新电视形态革命的阀门；创造开发了凤凰资讯类节目的一个分支——时事分析和时事评论的成型与诞生。
50多岁的曹景行则认为：这天的事件使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未来空间。
经历过这个日子发生的事件的凤凰卫视的员工，至今仍可以感受到当天的气息。
这天是星期六。一切如常。尽管在遥远的南斯拉夫，北约自1999年3月25日发动的空袭延续了将近两个月，但炸弹的声音仍然显得遥远而又渺茫。在中国，没有人会把死亡、流血与这个闲适的一天联系到一起。
1999年的凤凰卫视几乎就是新电视潮流的标志与推动者，在国内发挥着独特影响。伴随着这一战略的是，他们与国内电视台的合作。
这个周末，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与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带队来到长沙。这是凤凰卫视首次与地方电视台在节目方面的合作，凤凰的明星们基本上都到了现场，包括在人大会上受朱基关照提问而“一问成名”的吴小莉，因做《凤凰早班车》创出说新闻概念的陈鲁豫，在《锵锵三人行》中刚刚把“段子过成人生”的窦文涛以及许戈辉等。按约定，他们将与湖南电视台的《欢乐大本营》节目合作一台“一家亲，两地情”的特别节目。这个节目将在当晚9点的《时事直通车》后9点30分的档期发排直播。由于是通过内地“最新锐”的电视台亮相，凤凰的明星们显得格外重视这一机会。
吴小莉回忆说，她与同仁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城市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但很快，这样的想法就被上万公里外的南斯拉夫传来的轰炸声给惊扰。
欧洲时间周五晚，北京时间周六的清晨5时45分，北约的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遇难，20多人受伤。幸存者《人民日报》驻南记者吕岩松在黑暗中摸黑于6点通过卫星电话报告了国内。9时25分，网上开始发布吕在南发出的第一篇报道。但这一消息传播的速度仍然代表了当时中国信息的阻隔。消息传播到长沙时，已是下午3点。大家的感觉就是有些惊呆，直觉这是件将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大事。老板刘长乐认为，凤凰在这样的时节再去直播原定的晚会已不适合。而在现场，这台节目录制的前期准备正在进行。
刘长乐与王纪言先生找到湖南电视台台长魏文斌商议，决定停止这台晚会的播出。当晚6时，湖南卫视在屏幕上打出了这台晚会停止播出的消息。而因这次事件的突发性，凤凰卫视成为最早更动电视节目的第一家电视台。
这样因突发事件而更换节目的事，凤凰至少遇到过两次。这种不得已的选择，最后都成为了他们转型的契机。最早一次是在邓小平去世时，凤凰卫视还是个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在这种氛围中，再放综艺节目，已不合时宜，于是他们临时决定加大资讯的报道。而这成为凤凰卫视中文台走向时政资讯台的重要开始。而这次临时更换节目，由于事发突然，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刘长乐决定当晚飞回香港总部，但长沙没有直飞香港的班机，只能等待第二天。
最大的难题是，由于停止播出这台晚会而空出的两个小时时段如何填补。敏感而又举重若轻的刘长乐与热情的王纪言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超级组合，他们的创意总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爆发，又在短时间内成就为一个新的形态。尽管事先谁也没有看清过他们所设计的那件产品的样子，但结果总是显出他们超人的预见性与出人意料的成功。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2）
那个决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显得有些草率和准备不足。
老板刘长乐现场召集凤凰的创作人员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长沙的湖南电视台成为凤凰卫视临时的指挥部。这种扁平式的操作几乎就是凤凰卫视创作节目的传统。老板刘长乐敏锐地决定，利用这个时段做关于北约轰炸驻华大使馆的一个特别节目。谙熟中国政治与对局势的洞悉，使他认为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将在随后几天中显露出来，并将影响中国与世界。这
种判断在随后几天内得到了验证，但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则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消息只是刚得到确认，中国政府还没有表态，国内的看法尚处在短暂的沉默中，国际上态度暧昧不明。给这个时段的特别节目取个什么名字，显得分外重要。因为这个题目将会决定这档节目随后的走向与内涵，还要显出其超前性与覆盖性。
一旁苦思的王酉年，提议叫“中国人可以说不”。
这是1996年一本热门的政论书的名字。老板沉思片刻，把手一挥：“我看要改两个字，就叫做‘中国人今天说不’吧。”这个名字也成为凤凰卫视随后长达一周的报道此事件的一个基调。基调定下后，王纪言发现，难题才刚刚开始。所有的精锐都在湖南，台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值班。他把自己的指挥中心开设在了湖南电视台一个总监的办公室，大家就聚在这里，现场指挥改动并完成了一个节目的直播。
这个难题一分钟后从长沙就转到了香港本部。
当时在台里留守的现任资讯台副台长潘红星接到电话时，已是晚上7点。这位时任新闻主编的先生听完王纪言的安排后，第一个念头就是，他手里的东西根本就不够做一档专题直播节目，何况这档节目要长达两个小时。最让他为难的是，还剩两个小时，这个节目就要开始直播。而他手上，还正在操作即将于9点直播的《时事直通车》。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
潘红星几乎来不及叫苦，放下电话，就开始找人。当时只有一个值班的主播曾静漪，加上几个编译，不到五个人。
王纪言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打一个电话，告诉潘红星节目制作的想法。最初的确定是，曾静漪做主持人。但主持人不能光对着空镜头去说话呀，手里的资料不可能填满这么长的时段。思维快捷的王纪言对潘红星说，就让曹景行上，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用评论去填补。考虑到曹景行一个人对事件的整体评论会否单调，王纪言说，可以多找几个人来一起聊。
王纪言让曹景行上这个节目，有他的考量。早在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那几天，凤凰台几乎每天都做电视直播，为填补现场画面，也是请曹景行与主持人一起，用随时插评论的形式，做了下来，效果不错。王纪言坚信，曹景行的随机应变可以把这个节目做下来。
一个随机的决定，决定了一个新形式的产生。
但这些仍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节目概念。潘红星有些着急，但凤凰卫视的良好的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潘说，“这也成为了凤凰人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遇大事发生，大家都会自动赶回台里。当时任副台长的关伟和后因空难殉职的赵群力等人，都快速赶了回来。我这才放下心来。关伟负责搞特别节目的串联单，邱伟华则快速进行现场的技术准备和现场布置。”
潘红星打电话找到了曹景行与《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以及香港大学教授陈婉莹。曹景行赶到总部时，已是晚8点左右。曹近两个月一直追踪着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那天从早上开始，他就不间断地收看BBC、CNN等电视新闻报道，早有一些基本的准备。一个小时后，他们的说法便成为中国民众最早的观点来源，并且直刺中心。
9点30分，一切都在仓促中开始。没有人会预想到这个节目的形式与样子。老板刘长乐与王台长他们，坐在电视机前，紧张地看着这个节目。
曾静漪，这位来自台湾的主持人，一身素衣，坐在台前，她说：“……凤凰卫视高层对事件进行了谴责，并制作了专题节目《中国人今天说不》，我们请来了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先生对相关事宜进行评论。”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3）
节目在沉重的情绪中进行，悲壮与愤怒几乎成为当天的惟一主题。这样的情绪正与人们开始的愤怒相契合。人们已不会去关注节目中那些单调的画面与现场的简陋，观众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得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