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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的隔阂可以逐渐地消融,最伤心的却是通婚中所折射的国势盛衰的消息了。1899年,在广东的一美国女教士兼医生嫁华人,不期引起轩然大波,洋人竟有要求美国领事派医查验该女子是否“病狂”者。这是种族偏见的显现。好在美国如拜伦所言:“吾爱亚美利加,此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也。”(转引自鲁迅《摩罗诗力说》)美驻广州领事以“惟洋妇嫁华人,例无禁阻”不予干涉(但是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州,却有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相反的例子也有:1911年,有西洋女子亟请英国驻成都领事干涉英妇郝海伦与川人胡继曾婚事,云胡已有妻室,“西方话语”就是重婚,英领事向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交涉,必以“法律”治其“罪”。王答以“中国话语”:“承两房”非“罪”。最后惊动了英国驻华公使给海伦下“最后通牒”:汝如不离婚和回国将视为放弃英籍,然彼女子竟答以“中国话语”:“我愿为彼之妾,至死不离”,恼怒的公使也竟答曰:“作妾,英国决不认可;若曰妓女,则英国妓女不准逗留中国。”其时《大公报》评论此案,透视两造“话语”之是非,其云:“胡郝氏与胡姓结婚,为个人情爱上之问题,与第三人毫无关涉。今英领事强以国际问题牵涉,逼令胡郝氏离婚,质言之强国妇女不肯嫁于弱国人民,而弱国妇女尽可作强国人民之妻之妾之玩物。噫,可胜叹哉”,“夫王道不外乎人情,而法律亦成于自然,查英邦文化以仁爱著名全球,各国素所仰慕,是以英邦人民大都本性仁厚,以此揆诸英领事之用心,决不愿胡氏一家生命灭亡于其计划之中,只以身任领事不得不干预此事矣。”〔3〕是言虽有为英领事涂饰的痕迹,却也道出“强国话语”背后的强权色彩。
通婚,既有两情相悦若上述之“铁”,也有劳燕分飞的种种涉外离婚案。 1908年,清朝大理院推事李方向顺天府尹衙门提出与其英国妻子离婚(中外离异第一案),此案实“为吾国前此所未闻”者,而男方理由竟是女方“不守妇道”。夫妇仳离后中国报纸的报道令人莞尔,谓“今之娶外妇者,尚其鉴兹”(《近代野史奇观》),幸灾乐祸和“酸葡萄”心理,溢于言表。
三、潮流下的国家法律(制度)安排
1840年中国被迫面向世界,随着商务贸易、外交事务以及留学甚至“猪仔出口”(当时对劳工外出的贬称)等,中外通婚,成了事实,相应的法律文件也先后出世。最早的法律文件就是1888年的《中德人民互相嫁娶归夫治管辖章程》和1889年中意两国的有关照会。它们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中国妇女嫁与洋人,男方须报知当地官员取得合法性,中国妇女凡嫁与洋人者则“应归其夫治管辖”;若中国男子娶洋女,“亦应援女嫁从夫之例,归其夫治管辖”;嫁娶前后若犯有涉及法律案件,其审断权,女犯“因而远嫁异国希图逃匿者,一经查出此情,其所有犯罪之处仍当由中国地方官提讯归案”〔4〕。除了其时不分中西的男权压倒女权外,这些条约还算是平等的。其后,面对“欧化东渐,竞事猎取。而国际婚姻一语尤为留学青年所艳羡,望风附和,接迹国中”(《清稗类钞》)的走势,清朝学部也于1910年奏请禁止留学生与外人结婚(谓其弊有三:“当修业之际,家室之累重即学问之念轻”;“外洋女子习尚较奢,而游学生之学费有限,赡养既多所耗费,即学资易致不给”;“易有乐居异域厌弃祖国之思,则虽造就成材而不思归国效用,亦复何裨于时艰”),但是这些都不能奏效。这就是人们俗话说的:爱情是没有国界的。怎么办呢?博弈的结果:“政府日前集议:观值五洲交通,中外联姻似不可禁,然亦必略加限制,方足以杜流弊。已决定嗣后凡中国人缔婚它国,须先禀明华官,如系本国外交家或海陆人员,概不准私与他国缔婚,以防窒碍。”(1910年2月21日《大公报》)〔5〕
不过,人员外出,眼见为实,姿态和心态也有微妙的变化,“安土重迁”的传统锢习逐渐变成“人往高处走”。这流失的人员中许多就是因“国际婚姻”这一“温柔”的形式一去不复还的,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吾国人物之精华。于是主持中国教育的官员心急如焚,这好不易培养成才又以国内省吃俭用的有限资金派遣留洋的学生,一旦为他人之夫或妻,也就不再可能为我所用矣,岂非赔了夫人又折兵。1918年7月世界大战将结束时教育部即下令限制留学生与洋人结婚(《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六册),然而鞭长莫及,它的有效性是大可置疑的。
四、百年绮梦
留学生引领时代风骚,又是男女好合的年龄,自然成为此后中外通婚的主体。
就说百年风云,中国向日本学习,青年踏浪东去,趋之若鹜,像汤尔和、吴鼎昌、蒋百里、方宗鳌、殷汝耕、郭沫若、田汉、陶晶孙、苏步青和鲁迅的两个弟弟都娶了日妇。我曾在的一所大学有位前辈是毛泽东的“一字师”(毛的《长征》诗,有“金沙浪拍云崖暖”之句,彼以为其中之“浪”字与“五岭逶迤腾细浪”的“浪”字重合,不合体例,遂上书建议改为“金沙水拍”,毛欣然接纳并复函致谢),这位罗先生先前也娶有日本夫人,后来在“革命”的场景中就被“革命话语”斥为“日本特务”了,于是仳离,再后索性娶了身为“劳动人民”的保姆。
向俄国学习以后,蒋经国、李立三、萧三、王炳南等等则娶了俄国和德国的少妇(参加中国革命的外国人李德、马海德、柯棣华、林迈可、沙博理等则娶了中国女子)。他们的夫人有的从此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家园,也就遵守中国妇女的操守,相夫教子,如蒋方良(她五十岁生日时,公公蒋介石题赠四字以慰勉:“贤良慈孝”);有的后来也随丈夫的不幸吃尽了苦头,如科学家汤佩松的加拿大籍夫人,以营养不足和缺医少药,竟至双目失明,不得已于怀孕中携带了两个孩子从战时的后方昆明逃回娘家,后来汤先生去探亲,他的夫人吃怕了苦也就不再随夫君回中国了,而汤先生搁不下祖国,二人递告参商。这样的例子还有韩素音的父母。这倒罢了,以中国百年历史的激荡和革命的不时“继续”,难免就有吃尽苦中苦的夫人们,如李立三、萧三的妻子李莎、叶华以及“红色囚徒”唐有章的妻子伊柳辛娜等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曹日昌的夫人则因“非我族类”,不意间被视为“国际间谍”,沉冤莫白,曹夫人凛然割腕自戕。等而下之更有“老大哥”时代无数的阴差阳错。我小时候有家邻居,他们是中苏友好的象征——丈夫是中国人,妻子是苏联人。彼时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后来中苏交恶,自然会影响到这样的家庭:或者没有不散的筵席而劳燕分飞,或者大义断亲厮守一方。我的邻居也就在中国生下一对双胞胎:露意莎、玛丽雅,一对可人的混血儿,到了“革命”跃上层楼,人人大反修正主义,这一家子也就与另一家中苏组合的家庭干上了架,彼此斥骂对方为“修正主义”,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煞是好看,而到了“革命”落潮、重倡建设之际,这两家人也就被落实政策,先后返回“前苏联”去也,只留下两个可人的混血姑娘嫁为人妇,再后也竟不知去向,或许追随其父母去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俄罗斯,总之好似惊鸿照影,人不见了。
有些“中外组合”的家庭中,夫人们则难免起过不好的作用,比如中国文化史上的伤心事:周作人与兄长的失和、互为参商以及后来的“下水”,恐怕都逃不掉夫人的干系。还有汤尔和、方宗鳌、殷汝耕等的夫人们。当然,我们不能学先人的“祸水”论,把罪过推给妲己、褒姒。
有的却是无尽的无言的悲哀了。郭沫若潜居日本十年,后为抗战亟亟归国,那首“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是何等伤痛。安娜夫人后来的境遇又是何等凄苦。谁能数清国势颓危之下有多少露水夫妻和棒打鸳鸯。不离散的,有的还要蒙受难堪的委屈。比如冯玉祥那本一时洛阳纸贵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其中说到蒋百里先生之死,竟臆断蒋夫人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之战,说“你爱你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遂将百里先生毒杀,此当系不实之辞。
我浙大前辈百里先生,一等人才,惜乎不能为世所用。他是日本士官学校“中国三杰”之一(余为蔡锷、张孝准)、后为民国将军摇篮的保定军校的校长,却在兔起鹘落的国事蜩螗中向隅而终。当年蒋校长以治校有亏自责,拔枪自杀,幸不死,由日本护士护理,疗伤期间日本护士精心照看,日久生情,女护士又嘱以日本“忍者”的理念,所谓忍乃大勇者之所为,于是好合。中国近代以降急剧落伍,先前日本女子曾以嫁中国男人为荣,马关条约及日俄之战后日本举国上下却小觑了邻国,至于有女子以嫁中国男人者为耻者。蒋先生情重如山,致书云:“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陶菊隐《蒋百里传》),这才不折不挠结为连理,此后恩爱,自不待言。左梅夫人尝语百里先生为中国文武兼资的人才,惜乎怀才不遇,其实是中国之损失,这也不尽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