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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命运是注定了会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的。元丰二年（1079）发生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朝新党一帮人诬陷苏轼写诗攻击朝廷，于是苏轼被逮捕入狱。这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因此对乌台诗案没有直接的责任，但苏轼毕竟是因为反对新法而罹祸的，特别是，迫害苏轼的这伙人如李定和舒蚮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新党人物；因而，王安石对这件诗案不能不给予相当的关注。当时加在苏轼身上的这些罪名是荒谬的，例如硬说苏轼诗中咏古桧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中的“蛰龙”是影射皇帝，苏东坡有谋反之心。还有人说他的咏钱塘潮的诗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是攻击皇帝的水利政策的。随着这伙人对苏轼诗作的上纲上线的解释，加之苏轼在严刑拷打之下一一承认了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此时，苏轼的许多亲戚朋友都噤若寒蝉，当朝官员更是鲜有站出来说公道话的。这时候仗义直言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他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的政敌、已经辞官的王安石此时也出来说了公道话，他给皇帝上书：“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我们无法确知王安石的上书对苏轼的获救起了多大作用，但王安石在这种关键时刻对于政敌的宽谅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宝贵品格，因为从古到今，我们无数次耳闻目睹的都是落井下石。正是因为两位政治上的对头都有崇高的人格，他们之间才能最终达成谅解。朝廷的新党是欲置苏轼于死地的，但在各方面的营救之下，特别是最后太后也出面说情，苏轼终于保住了性命，但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
王安石对政敌的清洗一直为后人所诟病。但是，说句公道话，比起东汉、晚唐以及后来的晚明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党争，王安石时期的朝廷党争无疑算是温和的，王安石对待政敌的态度也无疑是足够宽容的，最高的惩罚也只是外放和降职，从不罗织罪名用阴谋去陷害对手，特别是，从未企图置对手于死地。因此，即使当时旧党的领袖如司马光，也不能不肯定王安石的人格：“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后来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虽卧病在床，仍建议朝廷厚加赠恤：“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
除开政治上的对立不谈，王安石与苏轼相互对对方的文学成就都是惺惺相惜的。两人在诗作上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爱用险韵。苏轼有两首著名的《赋雪》使用了极险的韵脚“尖”和“叉”，王安石读到后极为佩服，因“爱其雪诗能用韵”而一再次韵，达六首之多。元祐元年（1086），苏轼在奉敕祭西太一坛时，读到王安石的旧作，抚今感昔，次韵二首。这是苏轼集中不多见的六言诗，表达了他对王安石这位昔日的政敌兼诗友的深切同情和思念：“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更是由衷佩服，赞叹“此老乃野狐精也”。
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刚从黄州谪所被召回，便前往金陵同王安石相会。这时的王安石正赋闲在家，身体多病，爱子痛丧，神宗皇帝也已经对他失去了热情，新党内部的吕惠卿之流又肆行反噬，因此情绪十分感伤。在他是红极一时的宰相时，颇为清高的苏轼很少登他的门，现在苏轼的到访让他极为感动。他亲往迎接，“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二人同游蒋山（钟山），诗酒唱和，相处甚欢。当然，他们还是谈到了政治，但是没有再去过多的纠缠昔日的恩怨。而在文学上，他们是真正的知音。也许他们都知道，尽管有过去的那么多恩怨，他们的名字是会一同流芳千古的。他们都懂得，在历史的长河中，官场的那么点荣辱得失是一朵浪花都激不起的，而他们杰出的诗词文章会永放异彩。王安石还邀请苏轼也搬到金陵居住，以便两人成为邻居。当然，此时的苏轼还远未看破红尘，他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的邀请。赋闲金陵后的王安石写过一首表达闲适心情的诗作：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轼的和韵之作更为出名，他表达了同这位政敌兼诗友彻底和解的诚意，体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宽容和仁爱的情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年后（1086），王安石去世。而早在他去世之前，朝廷旧党就已经复辟，新法全盘被废。此时，苏轼因主张对新法区别对待而与昔日同党——此时重登相位的司马光发生严重冲突。宋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代拟了一份敕书，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个给予王安石的评价，苏轼自己也是当之无愧的。
乌托邦里的性和家
？ 马少华
几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流的乌托邦作品，对理想社会进行了繁复的设计和构想。其中与历史发展偶有暗合，当然相离甚远的更多。乌托邦作品对两性制度也多有构建，这也许是比那些乌托邦中的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更浪漫、更轻松的设计。这些不同的性关系制度设计，从今天来看，也有着不同的意味。
取消家庭不意味着人的自由
取消家庭是迄今为止最激烈的、走得最远的乌托邦空想。它的源头很早，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仍持这种观点。取消家庭是不是性开放，是不是人的性自由呢？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这些女人应该归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是因为小家庭会破坏城邦精神。柏拉图提出：“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地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少结合在一起，最好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如果品种要保持最高质量的话，除了治理者外，别人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进行过程。否则，护卫者中难免互相争吵闹不团结。”显然，这是政府主持下的“良种论”。这样的“良种论”还有“暗箱操作”的色彩：“我想某些巧妙的抽签办法一定要设计出来，以使合格者在每次求偶的时候，只好怪自己运气不好而不能怪治理者”——说到底还是政府配婚制。以良种论来看待两性关系和实行政府配婚制下，没有什么两性开放的问题，有的只是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剥夺。
十六世纪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就继承了这种观念。《太阳城》中的两个角色——招待所管理员和热亚那的航海家（后者即“太阳城”的亲历者和讲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管理员：我觉得这一切固然是非常明智非常美好的，但我觉得公妻制度似乎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诚然，罗马的圣克里门特说过，根据使徒的教谕，公妻是应该的；他很赞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宣传的这种公妻主张。然而，“注释”认为这种公妻制度应该理解为妇女为大家服务，而不是大家公有的妻子……
航海家：我对于这个问题了解得不多，但我知道，太阳城的人民的公妻制度虽然涉及性交的问题，但绝不像动物和野兽那样，看见女性就扑上去；而是像我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根据一定的制度生产后代。可是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也许是错误的。他们的依据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迦图和圣克里门特等人的权威学说，但他们对于这些人的思想，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也许理解得并不正确。据他们说，圣奥古斯丁也很赞成公有制，但不赞成公妻制，因为这是尼古拉派的异教的邪说。也许太阳城的人民终有一天会废除公妻制的。
从这一段对话看，“公妻制”是国家对人的“性安排”，是生育制度的安排，而不是人自己的性自由。在西方大多数以虚构文本为主要特征的乌托邦作品中，叙述者“不赞成”所述理想国家的某一项制度的情况属少有，足见这种制度并不为作者坦然地视为人的生活理想和美好的东西。取消家庭（或者公妻制）在此后的乌托邦作品中也没有成为主流的制度选择。
在十六世纪英国人莫尔写的《乌托邦》中，有一个著名的婚俗令人惊诧，那就是在选择配偶时，“女方不管是处女抑孀妇，须赤身露体，由一位德高望重已婚老妇人带去到求婚男子前亮相。同样，男方也一丝不挂，由一位小心谨慎的男子陪伴到女方前面”。这固然是为了双方互相看明白了，以免婚后发现对方身体的毛病而后悔，更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一旦结婚就不能离婚。因此，这看起来比今天还“开放”的婚俗，是以严谨和保守的婚姻制度为背景的。“除非发生死亡，不致婚姻关系中断。但发生通奸行为或脾气坏到不能相处，则是例外。当男方或女方感到自己感情上受到伤害，议事会就准许其另行择配。被离异一方从此终身受耻辱并过着孤独的生活。”“然而有时夫妇性情不十分融洽，双方又都有可望共同愉快生活的意中人，也可以在互愿的情况下离异后另行婚嫁，当然事先经过议事会批准。只有当议事会成员及他们的夫人对案子作了深入的调查，离婚才能得到批准。”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胆开放和宽容了。但是，这里仍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两性生活的绝对支配权。在《乌托邦》中，“破坏夫妇关系的人罚充最苦的奴隶。双方均系已婚，则一双受害者在自愿的情况下可离异，犯有奸行的双方可彼此结合，或可以和自己喜爱的对象结婚”。
十八世纪初出版的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