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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读衷蛐烊占恰贰�10〕为例。林则徐与琦善之关系早有蒋廷黻〔11〕和茅海建〔12〕说得很清楚了，但考《林则徐日记》还可知林、琦关系很好。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林则徐奉诏入京，行至定州地面。琦善虽在京，却专遣才官赵永年往定州迎接林则徐。越二日，林则徐已过保定（琦善节署驻地）抵安肃县，“静安（琦善字）节相京旋到此，启请圣安后，谈至夜分而别。是日未刻冬至”（“谈至夜分”事小，然请注意林则徐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一天是冬至，而查证历书这一天也确为冬至〔13〕。这个冬至对下文考证林则徐对龚自珍说谎很有意义）。
龚自珍乃鸦片战争之际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而魏源则受林则徐之托著《海国图志》（林将自己主持译著的重要世界地理文献《四洲志》交给了魏），此三人亦为“宣南诗社”诗友，前年香港回归，便有人大谈林、龚、魏之友谊。林则徐入京奉旨禁烟，龚自珍在京有“十大建议”赠他，这便是著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14〕。林则徐给龚的回信〔15〕说自己在京时太忙，是在“出都后”才看见他的“鸿文”，虽对其“鸿文”大加夸奖，却对龚想随同南下禁烟的意图婉言拒绝。考林之日记，可知林则徐此信说了一个谎。林的这一封信落款日期为“戊戌冬至后十日”，这一天为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可《林则徐日记》记载林在该日还在京觐见了道光，去军机处领钦差大臣关防，“饭后出城拜客”（但可以肯定拜的不是龚自珍，否则便不必写那封信了）。日记记载是自是日七天后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才离京。林则徐此次在京共住了十三日，几乎天天都有出城拜客的记录。龚自珍时任礼部主事，一定很早就知道了林入京陛见的事，他给林的“十条建议”便是证明。龚既想随林赴广州禁烟，他便会把此信尽快交到林的手中，并且会密切注意林的离京时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离京决不可能是静悄悄的。林则徐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的：“二十三日，辛酉。晴。天未明，诚述堂来晤谈，以后宾客络绎，曾梅臣、家范亭俱留共饭。午刻开用钦差大臣关防，焚香九拜，发传牌，遂起程。由正阳门出彰仪门，韩三桥、沈听篁、金亚伯、汪孟慈、黄榘卿、戴云帆、曾葆初、陈（世馨）皆送于普济堂，叙谈片刻而别。至长新店，已上灯矣。”龚自珍虽官仅六品，但作为好友是完全可以来送行的，然他却未来送行，这足以引起我们思考某种问题。
林则徐回信上最大的一处破绽是自己既言未读龚信，却能于事前嘱本家林埃埃椿Р恐魇铝盅镒妫├聪蚬ㄗ哉浣馐鸵磺校ā岸率朴心蜒哉摺保跋朊汕逄保庹媸谴说匚抟倭健Ｕ夥庑藕芸赡苁鞘赂艉芫貌鸥吹模掌谟质撬姹阈吹模衷蛐煜匀灰鸭遣磺濉岸梁笫铡弊约翰⒉辉诼飞希侨栽诒本Ｓ⑿燮廴耍纠烦Ｊ隆Ｈ话倌暧幸站恳环ⅰ�
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林则徐并不想让龚自珍去广州。林则徐一方面是民族英雄，另一方面又是深受道光皇帝眷宠而又老谋深算的封建大吏。林则徐深知封建社会的游戏规则，而龚自珍性格刚烈，往往容易出格，林如何会喜欢龚这样的人当属下呢？龚、魏有一好友张维屏，道出了龚、魏既不为朝廷，也不为林则徐所用的秘密，其曰：“魏默深、龚定庵皆奇才，然使得位使权，其刚愎自任亦宋代王安石也。”〔16〕张早中进士，然又能早早辞官，其深知官场黑暗，故能出此言。
我们再以《林则徐日记》来检索林、魏之关系。林则徐发配新疆后常和内地通书信，并非不知魏源之下落，如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他在伊犁，从京报上看到了礼部会试放榜魏源榜上有名的消息，还赋诗《致雪逸五兄弟》，夸奖魏源“镆之不终埋”。因为这一年魏源已经五十一岁了（一般通过会试的贡士都能顺利通过殿试，但魏源因会试试卷潦草被罚停殿试一年，于次年补行殿试后才成为进士，署东台县令）。其实，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已经在二年前就写成刊行。道光二十七年《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又刊行。咸丰三年（1852）《海国图志》一百卷本再次刊行。可自道光二十五年后林、魏之间似乎已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林则徐的日记和书信中居然没有一次问及他所托的《海国图志》，甚至再也没有提到过魏源。道光二十五年年底，林则徐又署陕甘总督，此后接着又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此皆封疆大吏之职，正是用得着《海国图志》，甚至是用得着魏源的时候，可两人的友谊又杳无踪影了（可资反比的是远在伊犁却有踪迹可寻，但须记着那是仕途不顺时）。以致魏源的研究家们只好连林则徐的儿子赴京经过扬州去魏源家住了一夜，也算做了林、魏友谊的证据，若借用一句元曲真是“好不可怜也么哥！”
读《林则徐日记》使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正的林则徐。让我们再回到林则徐道光十八年十一月的北京日记。该月十八日，林则徐记：“计自到京后召见凡八次，皆上毡垫。”一般臣工入宫奏对，皆跪于地。而林则徐以道光命内侍上毡垫给他跪（因当时正值严寒），感到恩宠，特记之。林则徐八次陛见还享受到了道光的其他一些笼络手段。如十三日，他第三次被召见，记：“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次日，他第四次被召见，“寅刻骑马进内，递摺谢恩，第五起召见（按：指当日被排在第五起召见），蒙谕云：‘你不惯乘马，可坐椅子轿。’谨叩头谢恩。”此后，自十五日至十八日四次召见，皆“肩舆入内”。清代百官上朝，都必须于大清门外（位置相当于今毛主席纪念堂）下马落轿，步行入内。穿过大清门、天安门和午门进入大内，其距离达一公里。而早朝在寅刻，即现在的早上三至五时，在这样的黑暗中，冒着北京的严寒，步行如此远的距离，其滋味自然不好受。因此，有清一代，官吏皆视“赏紫禁城骑马”、“赏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为莫大之荣耀。读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深知林则徐对道光的感恩戴德。史书记载事件，可日记可以记载心灵感受。
第五，读古人日记可知百姓之心态。
面对一个重大事件，百姓如何想，常常事关重大。如1900年之“庚子事变”，虽有义和团之“扶清灭洋”，攻打使馆，但是否全体百姓都热血沸腾，皆愿保家卫国？为何攻入北京城的首批八国联军还不足万人，就可以迅速完全地控制住这座数百万人口的中国首都？陈恒庆“时服官京师”，住北京西四牌楼迤东，曾记载：“予在北城见各户皆插白旗，上写‘顺民’二字。殆仿闯贼入京城之故事。嗣北城为日本分区，传谕各户撤去‘顺民’二字，涂一红日于旗心。”〔17〕而《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事》记：“城内日人所占领之界各店铺，每家门首均悬挂‘大日本顺民’等旗号。他国所占领之界内，甚为荒凉，亦无悬旗等事。所遇华人，均手提一旗，上书‘日顺民’等字样。呜呼，惨矣！痛矣！”〔18〕至于德国占领区内，店铺纷纷易名为“德发”、“德昌”、“德兴”、“德法长”者，亦并不为奇。民心何以如此？有一部《王大点庚子日记》最能说明问题。此本日记主人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吃皇粮的衙役，其职责相当于今日之警察。当义和团在北京实行“红色恐怖”，大杀教民和白莲教时，其终日之乐事是看别人或是熟人被杀头，看义和团杀义和团，看甘军与练勇局互杀，看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三大吏被砍头。真是看得好不逍遥，悠哉游哉。谁被杀死了，他便“瞧看尸身多时”。如六月十六日，他记：“至平西时，瞧看黄家店团上（指义和团拳坛），由北宫园地方拿获抬杠吴五奉教。又擒得金台书院地方居住之剃头庞九，亦天主教。伊妻被获，取保释放。不大时，焚表不起，在坛根恭设香案、鞭炮、钱粮等仪，将吴五捆绑，赤身诛之（于）祭坛。我在坛坡看的真切。回（头）又将剃头庞九搀出，仍在彼处乱刀砍毙。我并无瞧彼乱砍（按：原文如此）。”这种日记正配给鲁迅的“中国最多的就是历史的看客”作注脚。
北京城破，他居然又趁火打劫，二十二日，他记：“闻五道庙宝全被劫，我至其处，人纷拥挤，抢掠衣物，得皮衣二件，持家。少顷，将彼后院坑埋放瓷锡器。同院邻赵家、韩家、北迤范家，推一小车，彼此逃命出城。出口外，不料与众失散。我又至宝全，复（得）旧皮衣二件。行西草厂胡同，至顺治门大街，见沿途逃荒男女，纷纷不顾东西，信息太紧。”“又遇范三推小车，家眷亦与韩、赵冲散。风闻西便门关闭。同范三等推车上教场口南关中馆暂停。遥望顺治门大街路东长裕开门，亦被劫，我进内抱现钱数十吊，放在伊小车上；又进内，得东西若干。见路西富兴，进内，复得东西若干。与范三等分手，我在路东棺材铺暂躲，拾掇好了包袱，复回家。椿萱到沙土园，与众冲散，即回。后冯三来家打听，言他家已然出城，白云观候等，并连赵家、韩家一处回来探望，复回。”“午后，同韩宝璋、张三、小朱上教场三条范五家，拿车上放的被物。先我由当铺得的钱有八千零，韩宝璋抓诈钱若干。并有张三、小朱帮同持之。行南柳巷，闻兴成被劫，见十间房复豫亦抢净。沿途各铺，抢掠肆行。回，平西时。晚，各处当铺全行被抢，从此日见艰难，米面无处购买，各粮店、面铺、碓房全然抢净。以后有卖面之处：源盛、聚泰、大顺、东鸿泰、金聚山、富聚等处各粮店卖面，三更以后出卖，有铺、邻佑多人。四更就无。由此忧虑畏害怕俱胆惊，未得，胆敢举笔书记。”〔19〕
八国联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