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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卖，有铺、邻佑多人。四更就无。由此忧虑畏害怕俱胆惊，未得，胆敢举笔书记。”〔19〕
八国联军在抢劫，这日记里的中国人也在抢劫，堪称九国联军。王大点日记语多不通，可见文化不高，可他经过书铺，竟然也劫书数十本，甚至连木板也抢。此后多日又大看洋兵杀义和团，杀抢劫者。又看得快活！九月二十二日，他记到：“走鹞儿胡同口遇两个大头布洋人（按：指印度兵）找妓馆。我带上四神庙路西土娼下处，二人同嫖一妓，各用一洋元与之。哄他多时，又给我花生食。后由牛血胡同回行万佛寺湾，又遇德国洋兵三人，意往娼处。我据带同猪毛胡同路东妓馆，有二洋兵各嫖一妓，亦以一元与之。”
平心而论，与汉奸比较，王大点还不算最坏。他的自私贪财在旧中国司空见惯，但他的麻木却是惊人的。不仅为入侵者嫖妓引路，还食人花生，如此之国民岂知有国？这便是大清国当时国民的精神状态。义和团的气焰万丈在“刀枪不入”的神话破产之后便荡然无存，而从梁启超、孙中山直至鲁迅的中国两代思想者都无不以国人不知有国为愤！考察庚子战争，只知义和团之豪言壮语，而不知王大点日记，就无法理解北京一百年前的“顺民”旗。
第六， 读一位思想家的日记可以提高自己的史识。
当今最优秀的一部日记乃《顾准日记》。这部日记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震动已毋庸赘言，可以引起我们一系列严峻的思考〔20〕。仅举一例，《顾准日记》记录了自己这样的学者在1959年的“大饥饿”里也要偷萝卜花生吃，“偷其实普遍之至”。他的日记还有一种照相式的精确：“捡粪，简直是等人家拉，也要强占毛厕，心里是腻烦的。不是死蚯蚓，是蛔虫。”在商城农场，看稻田所浇粪水中有死虫，以为是死蚯蚓，捡粪才知，那是蛔虫。“蛔虫甚多，有一堆粪便，粪极少间，蛔虫倒有七八条。”〔21〕这样的“大特写”记录令人震撼：极度的饥饿已经使人连正常的大便都拉不出来了！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可惜这种可以使史识提高的日记并不多见。
二
清末之张荫桓以为西汉的苏武、张骞均有出使日记，不过“史佚之耳”，今人可考中国日记最早者为唐宪宗时李翶的《来南录》（元和四年，808年）〔22〕，已为学界共识。这样中国有据可查的日记已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天下的日记大约可分为六类：
其一，如鲁迅言，“是写给自己看的”，“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其二，自然是写给别人看的，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那是“以日记为著述的”〔23〕。这样的日记鲁迅、郁达夫都写过。
其三，是开始写给自己看，又准备死后留给别人看的，如我们现今看见的《周作人日记》手稿影印本，那上面记着周作人曾作过三次校改（1949年以后一次）。周作人曾为汉奸，晚年并不知自己的日记还有可能问世，然他却对自己的日记如此重视，足见日记之重要。
其四，完全伪造的日记，如所谓《希特勒日记》。
其五，即所谓真假掺半者，如周作人《戊戌日记》。
其六，在某种特定的年代（如“文革”），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检查，不得不写一些“违心的”日记来保护自己，如顾准的《息县日记》〔24〕。这样的日记不应视为“伪日记”（如沙叶新言〔25〕），或是生了“猩红热”（如林贤治言〔26〕），而应视为穿了“迷彩服”（如陈敏之言〔27〕）。即使真有一部分属于“猩红热”（这也不足为奇，战士生存于世上，他就也有生病的可能），但那“迷彩服”里的躯体依然是战士的躯体。“迷彩服”是为了战斗而穿的。
日记如此复杂，那我们读日记时实在还应注意一些情况。
三
第一，
读日记应先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切忌枉自穿凿。马积高序《湘绮楼日记》说：王辏г瞬⒉皇羌峋龇炊员浞ǖ娜耍氨浞ㄊО芎蟮牡谌辏ü庑鞫辏┫睦拢骁玻赐蹶＇运）还在杭州与梁启超会晤，讨论时事，也可作为一种佐证”。此处马注：“据《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日记。”〔28〕世人皆知梁启超戊戌后即遭通缉亡命海外，民国始归。考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可确知梁启超此时在美国夏威夷〔29〕。再考《湘绮楼日记》，王辏г思鞘侨眨骸傲盒卵Ю矗怨ǎ怯轿易谥迹鹨圆煌弑胤呛澜埽胁恍冀桃运疾怀鑫灰病！薄�30〕此梁氏不过杭州一儒生，“新学”不过是其名字，与梁启超并不相干。其实，王辏г嗽谇笆眨ㄕ滤娜眨┑娜占侵谢乖诖舐羁怠⒘海绾斡只嵬蝗挥肓骸盎嵛睢蹦兀�
读今人日记也有这样的问题。眼下这部《宋云彬日记》，常记到一个王若水，但此人决不会是那个写《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王若水，因为《宋记》中的王若水在“反右”后期便自杀了。
又读周作人《戊戌日记》，可常见其单独使用一“去”字，或言“兄去”、“偕兄去”，而不言去何处。这一年周作人才十三岁，在杭州。我们读他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文便可豁然开朗：“那时祖父介孚公因科场案系杭州府狱……日记上遇着去看祖父的时候，便简单的写一个‘去’字。”周作人小小年纪便知避讳，真是早慧。
第二，
可找相关的书来对勘，以求互有发明。鲁迅的日记学界一向以为严谨可信，动辄征引。可鲁迅却说自己的日记“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而日记若“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愿读者先明白这一点”。今天拿《鲁迅日记》和他发表于《世界日报》上的《马上日记》来对勘，就有天差地别。比如同为1926年6月28日的日记，从字数上看后者就为前者的七倍多，但应该说两者都是真实的。因为两者的受众不同，即使同记一事那记法也很不一样。鲁迅在《马上日记》中狠狠批评了一家药房、抱怨了L君家的佣人和L君的太太对自己很不客气（见了鲁迅的名片也不让鲁迅进门等一等他家主人），但因为是登在报纸上就不能随便点名〔31〕。但以《鲁迅日记》对勘，便可知那药房是信昌药房，L君为刘半农。如果刘半农看见报上这篇文章，大约可猜出L君是谁。刘半农当时住在北京东城北帅府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32〕。鲁迅与刘半农很熟，却不想刘半农太太明知来者是鲁迅还是将他拒之门外，鲁迅自然不高兴，又不便对刘半农说，只好登在报纸上。此事可以推知，刘半农几乎没有跟自己有文化的太太谈到过鲁迅，虽然他们是青梅竹马的夫妻。但那天鲁迅有一件事不便登报，那就是“濯足”。
然拿鲁迅与郁达夫的日记对读，可知他们确为好友，时常来往。但鲁迅记到郁达夫的地方多，郁达夫记到鲁迅的地方少。1928年元旦，郁达夫记
：“昨晚上北新请客，和鲁迅等赌酒，喝了微醉回来，今晨还觉得有点头痛。”〔33〕《鲁迅日记》1927年12月31日记：“晚李小峰（按：指北新书局老板）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呕吐。”〔34〕而次日日记仅记“无事”二字了之。可知鲁迅大醉呕吐之后的日记是次日才记的。相比较之下，同为作家日记，鲁迅所记要比郁达夫详细得多。
张德彝为晚清外交官，其《三述奇》是其1871年访法的长篇日记，这是中国人惟一目击并记载巴黎公社起义的著作（张德彝是逐日记日记的，其实他是不自觉地记载了巴黎公社产生和消亡的全过程）。当时，张德彝是为“天津教案”随钦差大臣崇厚赴法陪礼道歉（并付赔款白银五十万两）的，可他至巴黎正值巴黎公社起义爆发。观其日记，不见他有丝毫庆幸法国被德国打败，甚至法国政府逃往凡尔赛也不见他有丝毫的幸灾乐祸（这样至少中国的赔款可以延缓了），反而对巴黎公社充满仇恨，视为“叛乱”。张德彝并不是因为巴黎公社民兵威胁到了他的安全，他们几个中国人反而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去参观卢浮宫（“至陆雅巷，观集古楼”），悠哉游哉。张德彝十六岁考入总理衙门同文馆，1866年仅十九岁就为外交官（八品），此次赴法前他已经被三次派遣游历欧美各国，外语很好。此次已不是第一次到巴黎了，他可以直接通过交谈就可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对巴黎公社的反对是出于对巴黎公社的了解而并不是不了解。他敌视巴黎公社固然是出于政治，但仅从张德彝是地主阶级，是其反动本质决定他必然与当时已处于劣势的梯也尔立场一致显然是肤浅的。张德彝从国家、民族，即使从理智上来说亦应该同情巴黎公社（慈禧或任何一个乡绅若在北京听此奏报理应欢呼），然却取了相反的立场，这可使我们从另一角度去考虑问题：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形成的红色恐怖是否也有自己的负面效应？（我们以往的总结都是巴黎公社镇压反革命不够，但及时进攻凡尔赛与在城里杀人过多是两个问题）巴黎公社标榜的直接民主是否当时就为大多数的巴黎人所不相信（当时的法国人早已经历过1793年的大革命，它留给整个欧洲的印象就是恐怖主义。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恐怕也早已让人不再太容易盲从，头脑能渐渐冷静）？当然，张德彝的日记中亦有不少搞错了的东西，这也是任何一个外国人到了别国都在所难免的（如“万洞坊之铭胜铜柱，被炮击碎，铜块纷飞”。这个铜柱即今译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