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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蒙文大藏》、《藏文大藏》、《西夏文大藏》等，从汉文翻译为蒙
文的著作有《孝经》、《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此外，印刷品中还
有大量的盐茶引、纸币等。
雕版印书比手抄书要快得多，准确性也高得多，是图书出版史上划时代
的一件大事。但每印一页书，就必须雕一块版，一部大书要多人合作雕刻数
年，版片汗牛充栋。若要印别的书，又得从头雕起，诸多不便。北宋庆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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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其后，又有人仿造泥活字，造成了瓷活字。
元代开始使用木活字和锡活字。元代农学家王祯是印刷术的改进者。他延请
工匠制造了木活字，设计转轮排字架，按韵旋转活字，制定取字排版，印刷
方法，于1298年印刷了《大德旌德县志》，并撰成《造活字印书法》，附于
《农书》卷后出版。但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未能大规模推广，占主导地位
的图书出版方式仍然是雕版印刷。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出版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传统的一次一人只能
抄一部书的制书方式向一次雕版后无需再抄就能千百次重复印制书籍的作业
方式的转变，不仅出书速度大幅度提高，而且质量也有了更好的保障，避免
了图书传抄过程中极易出现的讹误。同时，出版图书所用的成本也较过去有
较大幅度下降。
（3）朝鲜、日本等国对印刷术的吸收和改进
从手工单本抄书到制版大批量印书，这是图书出版史上一次具有革命性
意义的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好处和重要意义不仅中国人有了切身感受，所有
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国家也都很快从同中国的文化交往中认识到了印刷
术的重要意义，并致力于将这一新技术引进到各自的国家，以期促进本民族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引进中国印刷术较早的是朝鲜。隋唐时代，朝鲜与中国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关系十分密切。频繁的交流和文化发展本身的需求导致了朝鲜对
印刷术的高度重视。派往中国的官员、学者、僧人、留学生从中国带回了大
批印本书籍乃至刻好的书版，如著名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版就是在
中国刻好后由新罗僧人携带回国并于公元704—751年间在朝鲜出版的。同
时，中国在与朝鲜的交往中也经常将印本书籍乃至印版作为礼品赠送给朝
鲜。
随着印本书籍及印版和印刷活动的增加，朝鲜的出版印刷规模渐趋扩
大。公元11世纪初，朝鲜花了六七十年时间雕成约6000卷的整部《大藏经》，
公元11世纪中期，又先后刻印了《汉书》、《后汉书》、《唐书》、《礼记》、
《毛诗正义》等。
在印刷出版图书的过程中，朝鲜人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对印刷术的发展
作出了独特的改进和贡献。据朝鲜史籍记载，在公元10世纪中叶前后，朝鲜
已在中国木版印刷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发明了铜版印刷。高丽高宗时（1234
年），崔怡铸字刊印《详定礼文》28本，经有关专家证明为世界上最早使用
金属 （铜）活字印刷的书籍。1239年前排印了铸字本《南明证道歌》。1298
年刊印的《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是存世最古的金属活字本。此外，朝鲜还
曾用木活字等刊印过书籍。
日本印刷术最初间接从朝鲜传入，以后日本与中国隋、唐两朝建立起了
良好的关系，大批高僧、遣唐使和留学生频繁往来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对日
本的印刷业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记载，日本宝龟元年 （公元770年）
已刻印了全部为汉字的《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等4种经书，存贮于100
万经幢 （小木塔）中，称为《百万塔陀罗尼经》。宽治二年（1088年），日
本曾刻印成 《唯识论》，宝治元年（1246年），又翻刻了中国宋代婺本《论
语集注》。1264年，日本僧侣从中国携回刻好的《大觉禅师语录》印版。1289
年，从中国宁波招聘刻工徐汝舟等人前往日本刻印佛教书籍。1321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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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印了附有平假名的《黑谷上人语录》，是日文刊印本书籍的开始。
越南引进印刷术的时间稍晚。1295年，安南陈英宗从中国元朝取得《大
藏经》在安南刊行。以后，安南曾遣使前往中国学习刻书方法，然后回国传
授，使印刷术在越南迅速传播开来。
印刷术在上述国家的传播和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速度和普
及面，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而且也促进了这些国家语言文字的产生、
发展和统一，成为这些国家维护封建统治和国家统一与社会发展的有力工
具。
（4）图书事业
与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相联系，隋唐宋元时期的
图书收藏和管理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有鉴于长期
战乱造成国家图书大量损毁的情况，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诏“购求
遗书于天下”（《隋书·高祖纪》），并“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
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此举受到社会各阶层积极响应，纷纷献
出自己珍藏的图书，因而使隋政府的图书量大增，短期内使藏书量从1万多
册增加到37万多册，收藏于西京嘉则殿，又从中挑选、补配出标准版本即正
御本3。7万册，存放于东都皇宫，专供皇帝阅览。对于从民间购求上来的图
书以及新刻图书，皇帝都命人严格按质量分类，按内容分放。同时，为了便
于保管、检索、使用，隋政府先后组织编定了《隋开皇四年书目》四卷、《开
皇八年四部书目录》四卷、《隋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香厨四部目录》
四卷、《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大隋众经目录》七卷、《历代三宝记》
十五卷等。
为了提高人们对图书事业的重视，隋政府还于大业三年 （公元607年）
改革官制，将主管图书事业的秘书省与殿内省、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并
列为五省，又普遍提高该省官员官阶。秘书监由正三品改为从二品，秘书少
监为从四品，秘书郎由正七品改为从五品，著作郎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并
大幅度增加了秘书省的工作人员。
正是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才使得隋朝在其短短三、四十年的统治时
期，使图书事业获得了很大发展。
隋亡唐兴，隋代建立起来的大规模图书事业虽遭战乱，损失很大，但仍
有一部分图书被保存下来。著名学者令孤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
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皆备” （《旧唐书·令孤德棻传》。
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
置弘文馆”，两年后迁魏征为秘书监，负责领导整理图书，“数年之间，秘
府图籍，烂然毕备。魏征的工作以后由著名学者虞世南和颜师古接替，成绩
较魏征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宫廷藏书规模宏大，“太守于后苑作别馆，贮
儒、释、道书数千万万 （卷）”（《玉海》卷一六五）。
李世民去世后，继任的高宗、中宗、睿宗等对图书的搜求和整理都曾做
过一定工作，但成效不甚明显。唐代图书事业真正的兴盛时期是唐中期的开
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5年），其标志是集贤殿书院的建立和大规模校
书活动的展开。
开元初，唐玄宗李隆基以“国之载籍，政之本源”，“三五以还，皆率
兹道也”（《唐大诏令集》卷五一），接受名儒马怀素、褚无量的建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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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中唐规模宏大的校书活动。在马怀素、褚无量及元行冲、张说等人的先
后主持下，秘书省、乾元殿、丽正殿、集贤院等图书机构先后进行了图书整
理、编目和校对工作，尤以集贤院成绩卓著。在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
甫、杨国忠等人先后主持下，集贤院进行了系图的搜书、编目、校写工作。
至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冬，玄宗入集贤院观书，善本已达8万余卷（不
计复本）。此后，搜求图书和编校工作持续到天宝末年，使集贤书院藏书又
有较大增长。由于玄宗的提倡和一批著名学者的主持，中唐图书量增长快，
史称“唐之藏书，开元最盛。”
与国家图书事业发展的同时，私人藏书也十分可观。终唐一代，见诸记
载的藏过万卷的私人藏书家有十几人，藏书达数千册的藏书家更不可胜数。
如高祖李渊的第十一子李元嘉。“聚书至万卷”（《归唐书·高祖二十二子》），
吴兢“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卷”（《郡斋读书志》卷九》，韦述“聚书
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旧唐书·韦述传》），李泌藏
书达三万余卷，是唐代最大的私人藏书家。
安史之乱后，连续不断的战乱给中唐以后建立起来的图书事业造成了毁
灭性的打击，公私藏书遭到严重破坏。至唐末，秘书省、集贤院等中央图书
机构的藏书量已下降至不足万卷，“平时载籍，世莫得闻”（《旧唐书·经
籍志序》）。
宋代，主持国家图书事业的机构主要是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
秘阁、崇文院和秘书省，其主要职能是藏书、编篡官书、整理典籍、编修书
目、出版等多项。
宋初，三馆得周藏书1。3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