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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出版等多项。
宋初，三馆得周藏书1。3万卷，后来，三馆、秘阁不断增加。图书来源
主要是宋太祖在统一过程中籍没了各国的图籍，其精华部分均入馆阁。其次，
太祖、太宗、仁宗、徽宗在位期间均曾下诏求书，并规定优厚的奖励办法，
献好书者可以得官给价。另外，官修和新刻图书都要上交样本，贮藏馆阁。
由于广泛求书，藏书量增加较快。据统计，北宋馆阁藏书总数是6705部，共
73877卷（《宋史·艺文志》），且都是经过反复校勘的善本。在搜求整理
图书的过程中，几部颇具影响的国家书目也陆续问世，包括乾德六年编的《史
馆新定目录》、景德四年编的 《太清楼书目》以及景祐元年开始编的《崇文
总目》，尤以《崇文书目》影响最大，由欧阳修等奉命编撰，共著录图书3669
卷，分部、类、目录等排列，大受后人称道。
宋代私人藏书也很兴盛，如李昉、王溥、宋绶、欧阳修等都是著名的藏
家，其藏书少则数千，多则数万。由于这些人多是官僚兼学者，且分布范围
广，互相之间又互通有无，成为宋代图书和学术事业中一股重要力量。
靖康之乱使宋朝160余年积累起来的图书毁于一旦，公私藏书“悉为无
有”，江南地区的图书事业也大受打击。
宋室南渡后，为恢复国家藏书，做出了巨大努力，除不断下诏求书、组
织刻书外，还直接从著名的藏书家、故执政家、旧秘书省长官、出书业发达
地区的士大夫家、寺庙等处直接购求图书。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不断努力，终
于使南宋的国家图书事业得到恢复。同时，由于出版业的发展，图书购求更
为容易，民间藏书更盛，如叶石林一人藏书达10余万卷，晁武公藏书2。45
万卷。
元代藏书较盛，初期图书主要来源于宋、辽、金，从南宋得到的图书尤
多，基本上完整地接收了南宋国家图书宫及内府图书馆所藏书籍及书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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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方出版发达地区收购了大批图书，加上后期元朝政府自己翻译、刻印的
书籍，使元代的图书收藏量比前代为盛。但由于种种原因，元代图书整理编
目水平远逊于宋代，只有《文献通考·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及私人撰
修的 《录鬼簿》较为著名。
总之，隋、唐、宋、元四朝图书事业的发展，使手抄和印刷的大量书籍
得以完善保存，经过系统整理编目，更便于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们参考使用，
对四朝政治和学术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
图书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流通到日本、鲜鲜、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为中
世纪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东方各国的体育卫生
如前所述，中世纪东方文化基本上是一个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圈，
中国的文物制度在邻近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受到全面学习和仿效，作为
整个文化的一部分的体育和卫生亦不例外。因此，本节所述，以中国为主，
兼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国。
（1）体育
隋唐宋元（公元581—1368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向上发展和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的强盛时期，体育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大发展和统治者的倡导，体育进入了一个兴盛时
期。这一时期的体育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武术运动向民间普及。隋唐两朝实行的府兵制和武则天设立的武举制，
推动了武艺的普及和提高。原来主要用于军事的武艺开始向健身、娱乐为主
要目的“武术运动”演化，民间练武、比武之风盛行。
球戏有所发展和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濒于灭绝的击鞠和蹴鞠活动到了
唐代又得到恢复和发展。据记载，唐中宗李显“好击鞠，由是风俗相尚，驸
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于是，
不仅皇宫府第击鞠成风，军队中也大为流行，且对优秀的射手有赏格，甚至
连文弱的儒士和女子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进来，更使击鞠成为一时风尚。
蹴鞠方面，唐代用球门代替了原来的“鞠室”，又用充气的皮球取代了过去
用毛纠结成的球，使蹴鞠运动更富趣味，更有吸引力。此外，唐代还创造了
“十五柱球戏”，其法：置瓶状木柱于地，十柱上硃书“仁”、“义”、“礼”、
“智”、“信”等褒义词，五柱上墨书“傲”、“慢”、“吝”、“贪”、
“滥”等贬义词，参加者抛滚木球以击柱，中硃书者为胜，中墨书者为负，
并有赏罚。
角抵十分普及，不仅宫廷、教坊、军队中养有专门角抵的职业摔跤家，
每日训练，皇帝每隔三日定期观看他们比赛，而且民间角抵活动也十分普及，
每到寒食日 （清明）或五月份都有大规模的民间角抵比赛活动。
杂技有了全面发展。隋代的百戏盛况空前。炀帝时，几乎年年举行大规
模的演出，其中有很多杂技项目，重要的有拟兽伎（以舞龙、舞狮为常见）、
空中伎（以履绳、缘竿为主）、呈力伎（以力气为主、间以技巧）、丸剑技
（以弄丸、跳剑为主）、掷倒伎（以筋斗、倒立等为主）。
乐舞进入极盛时期，不仅有太常寺、教坊等国家乐舞机构创作的大型舞
蹈 《破阵乐》（后更名为《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圣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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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等气势宏大的乐舞，足以反映出唐王朝的文治武功，还有民间流行的健
舞、软舞、花舞、字舞、马舞等，其中健舞中的“阿辽”、“柘枝”、“剑
器”、“胡旋”等，都是舞蹈，但同时又是极好的体育健身活动。
围棋发展形成新的高潮，所用棋枰已达纵横各19道，通用术语已达30
余字，如“立”、“行”、“飞”、“尖”、“粘”、“干”、“绰”、“约”
等，主要盛行于王室贵族和文人学士，民间也不乏高手。
唐亡以后，五代战乱时期曾使隋、唐以来兴起的体育活动受到很大冲击，
但大多数项目在民间流传，得以幸存下来。
宋辽金元 （公元960—1368年）时期，社会经济又有较大发展，城镇更
加繁荣，这些都为以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活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特别是游
牧民族的蒙古人入主中原，使与军事有关的体育活动受到特别重视和提倡。
这一时期，除隋唐时期盛行过的球戏、角抵继续流行并有所发展外，体育活
动又有了新的内容和特点：
骑射倍受重视。宋代统治者基于军事需要，十分重视射术和武艺，每年
三月都要组织军事演习，向假想的敌人试射弩箭。宋元丰元年（1078年），
宋神宗制定《元丰格法》，对士卒步射、马射、弩射所应达到的等级标准做
出了详细规定。宋代北部地区边民为抗御辽、金南侵，组织了以习射为主的
“弓箭社”，协助政府抗金，政府对此也大力加以扶持、利用，使这些地区
的“弓箭社”和入社练习的人大幅度增加，有的地方如定州等入社人数达到
了当地总人口的1/7左右。
本来是游牧民族的辽金元统治者更是以骑射立国，不仅人人练习骑射，
而且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行各种骑射活动，使这项运动更受重视。
水上活动盛况空前。宋太祖赵匡胤在位16年，“观习水战者二十有八”
次。太宗赵炅一即位就下令凿引金河水造“金明池”，大练水军。次年，于
水殿观习水战时，他对宰相说：“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
用，时习之，示不忘战耳” （《宋史·礼志》）。此后，金明池不仅作为训
练水军之用，同时也是嬉戏的处所。据记载，当时有划船成为“圆阵”、“交
头”等阵式以及赛船“夺标”等，大型画舫尾部设有秋千，表演者荡至与支
架齐高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是当时一种别开生面的跳水运
动。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赵炅“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
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宋史 ·礼志》）。
水上游戏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钱塘弄潮也是宋代特有的一种水上活动。每年八月，政府在钱塘进行水
军训练，当地青年趁潮水涌来，有的手执彩旗游于惊涛骇浪间，“腾跃百变”
为戏，有的则踩一叶小舟，在浪潮中，“穿行自如”，大显身手。钱塘江岸，
观者相连，长达数十里。至于传统的端午竞渡，水乡地区的城镇及农村仍盛
行不衰，成为宋辽金元时期主要的水上活动节日。
长跑活动开始兴起。这一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政府十分重视选拔和培
养善于长跑的人，以便在紧急时刻能迅速传递军情。宋代从“弓箭社”中选
出长跑的人，名为“急脚子”。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初置急递铺，
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金史·章宗本纪》）。元代的急递铺兵可达“一
昼夜行四百里” （《元史·兵志》）。
除上述职业性长跑外，元代还出现了定期举行的超长距离越野赛。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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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曾建“贵赤卫”军，担负元大都（今北京）等地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