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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位官员严词宣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时，一位作者叶铭葆在网上发表感想，提出了两点评论：第一，用词不当。“西方那一套”是骂架的语言，等于说“老子不吃你那一套鬼把戏”。这对西方人珍惜的民主制度，很不尊重。第二，事实错误。西方并没有什么“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它们实行的是人民作主制，由人民讨论，通过选举决定是一党、两党或多党执政，是轮流执政还是长期执政，而不是由某一党一家硬性决定自己永远执政。这位叶先生对各种政治制度的研究比我们更加严肃认真，更加内行，更加谦虚，也更加关注国际影响。
钟南山的发言，俞可平的文章，报刊或网上的评论，不见得人人都同意。但敢讲真话，社会上反应热烈，迄今没有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干涉压制，体现了我国公民意识的提高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值得庆贺。胡主席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如果这意味着我国开始从“专政”这个历史误区回到“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道路，那将是国家和人民之大幸。这样做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即令是那些“专政”的迷恋者或既得利益者也没有反对的理由。违反科学、害怕民主和实行专政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也建不成的。
科学发展，民主思潮，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五四”精神经得起实践检验。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走。现在是真心诚意地将这两位老师同时请回来的时候了！
（彭迪系新华社原副总编辑，钱行系新华社对外部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吴 思）
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子 明 字数：2829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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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即1919年前后的几年，是中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年代。广义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时期的多种国民运动，既包括“对外的”新外交运动（梁启超所谓“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也包括“对内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狭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唐德刚语）。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笔者将另文阐述，本文只讨论狭义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走向。
在传统中国，有尊王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有朱元璋、洪秀全式的种族革命，有“三武灭佛”式的文化排外，但是没有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后者源于西方文明，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梁启超说：“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梁启超把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引人中国，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1905年的“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端绪，经过1915年的“抵制二十一条”运动和1918年的“抵制中日密约”运动，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达到顶峰。义和拳的排外运动和孙中山的排满主义都不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正宗，梁启超才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之父和直接诱发者。
梁启超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中日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时，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来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结果反而使这一举国对外的契机成为内争加剧的诱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筹措了10万元经费，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
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月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此时，梁启超已经抵达欧洲开展民间外交活动。他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梁启超在巴黎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但是，尽管进行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济于事。
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续开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在此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当天接到梁启超电报，次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同日的《晨报》还载有国民外交协会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严正警告中国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