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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
北京的大学生们则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什么是作为五四运动旗帜的中国民族主义？用梁启超的话来说：“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互为表里；也可以说，梁启超引进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样，都是普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如果说义和团“排外”、“灭洋”的根据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五四运动的思想支撑则是世界公理。罗家伦起草的五四游行白话文宣言提到了这一点，许德珩起草的文言文宣言更是再三言之：“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
五四运动前夕的思想家，大多信奉世界主义、大同主义。蔡元培在为《学风》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鼓吹“完全世界主义”。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现在世界上的第一大好人。”胡适写道：对外应“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
然而，凡尔赛和约给了中国知识界一个很大的打击。刚刚树立起来的普世价值观又动摇了。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中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5月18日，他在另一则随感录中感叹道：“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敌不过强权的时代！可怜为公理破产的比利时，所得权利尚不及亲德的日本，还有什么公理可说？横竖是强权世界，我们中国人也不必拿公理的话头来责备协约国了。”
恰在这个时候，俄国人为了摆脱外交困境，拿好话来忽悠中国人了。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公开宣布废除旧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所得的权利。1920年9月27日，苏俄又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这两个“宣言”博得了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的普遍好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苏俄政府并不准备真的兑现两次对华宣言。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向正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发出指示说：“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在当时两国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两个主要问题，即中东铁路问题与外蒙古问题上，苏俄代表没有作出丝毫的让步。然而，苏俄的空头支票已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选择。
梁启超倡导的中国民族主义，逐渐被苏俄的花言巧语迷失了方向，变调为第三国际鼓吹的反帝主义。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是全盘接受列宁主义。国民党在苏俄提供金钱和军火的诱惑下，也接受了第三国际的理论。国民党“一大”文件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二大”宣言更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这就把中国完全绑在了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的战车上。当时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威胁最大的国家是北边的苏俄与东边的日本，而国共两党的“革命外交”，却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针对目标。1925年五卅运动的导火索明明是日资纱厂的罢工和日本大班枪杀工人顾正红，却在第三国际世界革命战略（实为苏联外交战略）的指导下，演变成一场以“反英”为主的“反帝”运动。转移斗争目标的实际效果，是掩护了苏俄对外蒙古和日本对东北的吞并野心和侵略行径。
五四运动之后苏俄能够在中国得手，得益于当时的远东格局。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确定了欧美列强对华政策的基调：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支持不援助中国内战的特定一方。二十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推行所谓“币原外交”，其主要内容是：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经济外交，不干涉中国内政。它在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关注点是巩固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这就为苏联政府以军事援助为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参与中国内战，扩大自身在华的势力与影响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甚至在蒋介石“清共”之后，其外交部长王正廷依照惯性仍继续推行“革命外交”。等到田中义一大将出任日本首相，实行对华强硬政策，于1928年接连制造“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中国执政当局急忙改弦易辙，从“反英”转向寻求英美的外交支持，已经悔之晚矣。
在1920年代，真正坚持五四运动思想旗帜的是《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中国青年党等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宣言：“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国家主义派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势，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他们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
竭力鼓吹“反帝”的“世界革命”者，却沦为“赤色帝国主义”的走卒，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本位和国际道义立场。譬如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为苏联红军入侵东北辩护，号召“武装保卫苏联”；又譬如在二战期间，先是为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一李宾特洛甫协议”叫好，没两年又随着苏联成为波兰流亡政府的盟友。
1949年以后，开始是外交“一面倒”，全盘苏化；后来又拥抱“美帝”，搞反苏“一条线”。直到胡耀邦、李一氓提出调整外交路线，中共“十二大”才确认“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实行“全方位外交”。以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为本位，重新回到了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前途，既不能依赖俄国人，也不能依赖美国人，只能依靠通过民主机制表达了自己意志和凝聚了自己力量的十三亿中国人。这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真谛。
余英时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一九一二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但是，对于民族主义还要做进一步的分辨。祠盟会、光复会所说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还是种族主义，孙中山所谓“驱除鞑虏，光复我民族的国家”，章太炎所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国民党和共产党建政时所凭借的“民族主义”，已经是落人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窠臼的反帝主义。梁启超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还没有机会在中华“民族一国家”建构上真正大显身手。
作为现代国民意识形态底色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与民主主义共同生长起来的。这样一种孪生的“民族一民主主义”，它在中国正方兴未艾，处于上升阶段，尚未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准。我把目前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分为民族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三大流派，它们的互动与合力，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原动力”。这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我对于中国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