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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好处是赌博时没有输家。
这篇小说与其说是描写外乡人在城市的奋斗过程与生存现状，勿宁说是刻画现代人在物质得到充分满足后精神上的一种缺氧状态。在这里房子不是用来安置躯体的家，而是用来躲藏病态而脆弱的灵魂不受他人干扰的避难所。房子只是人们用来拒绝他人“介入”生活的一面盾牌。曾几何时，我们生病的身体仍需要别人的搀扶，但我们的心却把停留在额头上的那只温暖关爱的手一次次拂开。西马原以为拥有了自己的房间之后他的生活可以不被他人干扰，但是干扰依旧存在，且愈演愈烈，就算他涎着脸问刘晓借来钱把房子重新装修一番也无济于事。
我们无从逃避此时此地，除非你不在任何地方。
老女巫“在房子的每一面墙上都挂上一面圆镜”的巫术，治好了西马的梦游症，但“镜子的闪光与倒影在上面的影像”却违背了他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初衷。“镜子和男女交媾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博尔赫斯语）镜子让西马的生活处于另一种被深度“介入”的状态。所不同的是，这次“介入”他生活的不是墙外的现实世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虚幻的镜中世界，以及对镜不相欢的虚幻的自我。
我们无从逃避自己，除非你不是你。
小说里作者借用了鬼怪的一臂之力，的确，与楼上穿着木拖鞋在午夜跳踢踏舞的邻居和楼下“闻鸡起乐”的音乐发烧友相比，鬼怪之说似乎更适合用来隐喻与渲染人类内心的疾病。疑神疑鬼，皆由心生。也使得这篇语言与情节上相貌平平的小说，有了几分动人的姿色。
一间自己的房间，一堵薄薄的墙，把世界一分为二，把喧嚣隔在了外面，把一个自以为自由的空间隔在了里面，同时也把我们的心与世界的通道隔开。我们真的自由了吗？我们的生活真的从此安宁了吗？去问问西马吧！看看他会怎么回答你。
我读
近一个时期以来，湖北的中篇小说创作势头见长，用一句官员们爱说的行话来表达，已经称得上是一个中篇“大省”了。在这其中，本省几家文学刊物，尤其是《长江文艺》的发现、推动、提升、张扬之功，不应埋没。就《长江文艺》今年第四期组织的一个“中篇小说专辑”来看，不但所刊发的五篇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各不相同，表现的形式和手法，不尽一样，就是作者的阵容，也是“少长咸集”，其中还有一位是在读的高三学生，说明湖北的中篇创作，无论是就“材（题材）力”还是就“人（作者）力”而言，都算得上是资源丰厚。虽然区区一个“专辑”，不足以概括湖北中篇创作的全貌，但对这几篇作品作一点粗略的评述，大约也可收一点“窥斑见豹”之效。
按照这五篇作品的排列次序，我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本辑的“头条”、也是本期刊物的“头条”作品：徐宏建的《我的兄弟在美丽的城市》。毫无疑问，这是一篇类似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样的描写庸常人生的作品。只不过作者很巧妙地把“幸福生活”转换成了“美丽的城市”，而且为主人公杨汉民设置了一个“寻找”（在城里打工的哥哥）的动态情节线索，否则，这篇作品就可以叫作《车夫杨汉民的幸福生活》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篇作品模仿了或套用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情节模式，恰恰相反，我要说的是，作者不但转换了而且也扩大了《贫》作中张大民对“幸福生活”的自我体验，他不但让杨汉民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充分地体验了诸如冯双兰、郑老师以及众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们给他带来的“幸福生活”，而且同时也让他充分地体验到了，这座城市因有这些给他带来“幸福生活”的人们而“美丽”、而成为一座“美丽的城市”。不管作者是否有意，在我这个读者看来，这种转换和扩大一篇名作的题材和主题的能力，借用古人的话说，确实是一种“夺胎换骨”的功夫。也许你会说，即使是像冯双兰、郑老师这样的人，在一定意义上，确实给杨汉民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但她们自己的生活和心灵，也未见得就一定称得上“美丽”，更何况这篇作品还写到了这座城市的种种不“美丽”的一面，何以能称其为“美丽的城市”。这就牵涉到这类作品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了。长期以来，文学作品都习惯于将生活理想化、纯净化，以这种理想化和纯净化为生活的本色。文学家所歌颂和赞美的，也是这种理想化和纯净化了的“美好的”或“幸福的”生活。殊不知，所谓生活的“美好”和“幸福”，不过是生活着的人对生活的一种自我感觉和自我体验，是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可以衡量的。张大民和杨汉民对生活的“幸福”与否的判断，扩而大之，对一座城市的“美丽”与否的判断，也是一种自我感觉和自我体验，是由不得我们用某种物质的或道德的尺度去裁定的。这决不是我们习惯所说的主观唯心主义，而我们的心灵在经历了无数的虚妄和幻觉之后，变得更加实在和更有“主见”的表现。生活原无“美丽”与不“美丽”、“幸福”与不“幸福”之分，只要你对它充满爱，一切的“不美”与“不幸”，都会变得“美丽”而“幸福”。杨汉民的几度失车，又代人受过，老父惨死，寻兄无果，可谓“不美”、“不幸”之至，然而他视众人的关爱和帮助为兄弟的情谊，于是他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就有了家的感觉，他在这个陌生的家里就找到了无数的兄弟，这座城市也因此而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日渐“美丽”起来。这篇作品虽然称不上通篇不着“寻兄”二字，但有一、两处涉及“寻兄”的情节，也仅寥寥数语。通篇所写，不过主人公“寻兄”不得、滞留凸城的种种遭遇。我赞赏作者的这种“虚化”和“悬置”主线，而于枝蔓处用力的“反常规”写法，否则，这条“寻兄”的主线，不知要生出多少难脱俗套的波澜曲折来。
从这篇“头条”作品，我就想到了这个“专辑”的最后一篇作品：阎刚的《角色》。这篇作品如果从题材的角度来划分，也是一篇现实题材的作品，说不定还可以归入现在还时兴的“官场小说”之列。作品的主人公吴新不过是一个乡镇干部，虽说不是杨汉民那样的小人物，但在官场上也“大”不到哪儿去。如同一般写官场情事的小说一样，这篇小说所写，也不过是吴新的职务升迁问题，按吴新的政绩和人望，是满可以在换届中由副镇长递升镇长的，而且事实上在第一次选举中，他已经破例在“钦定”的候选人之外，在“另选他人”一栏里，获得了过半数的选票；无论于理于法，吴新都应该是新镇长的人选了。无奈现今的干部政策，按照县委组织部长金正来的说法，是“能干的不一定能上，能上的不一定能干”，所以结果是，他的合法的镇长身份仍然不能为上级组织和领导所承认。这就不能不引起吴新的困惑和烦恼，也不能不激起她爱人余静的不满和牢骚。当然，还可能有其他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议论，以及因此而引发的矛盾和斗争，等等。把这些情节性的因素集合起来，满可以围绕吴新的职务升迁问题，编造一幅基层官场的百态图，借以暴露问题，针砭时弊，加入“反腐倡廉”的“主旋律”。但这篇小说的作者却无意于此。他似乎对新旧官场小说所必不可少的权术计谋，不太感兴趣，虽然也写了吴新的同学、也是在同一个镇委任职的同僚苟大红对吴新的种种算计，但却不想把它敷衍成一条情节的主线，以此来分出善恶美丑、泾清渭浊，他的艺术描写的注意，似乎主要只在吴新和他的家庭（严格说来是他的爱人余静），对这次职务升迁及其间的种种变故所得的感受和反应。照余静的说法，吴新本非为官的材料，他自己也无意于混迹官场，只因为已经身在官场，想干一点事，也干了一点事，所以才惹出了这么些个是非和麻烦。如果说他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境下，真的也萌发过想当镇长的“一闪念”的话，那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既然想干事，就得有一个适合于干事的位置。现在这个位置既不可得，他就更无心恋栈了。吴新的辞职，已属理所当然。这样的辞职虽然带有一点变相抗议的成分，但主要目的仍然是争得一点干事的自由。果然，辞职后的吴新办了一个蔬菜信息网站，不多久，就“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虽然作品对这一点只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但毕竟让读者看到了吴新在“角色”转换后所得的一个结果。如果吴新就这么继续扮演他重新选定的这个生活“角色”，也许他也能像张大民、杨汉民们一样，体验到一点生活的别样“幸福”，以及周围的人们和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的别样的“美丽”，无奈作者最后在红山镇的第二次镇长选举中，又让吴新当选镇长，重新回到了他已经“卸任”的“角色”中去。对吴新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美满的结局，但经过这样反复的“角色”转换，我不知道演戏的人是否还有当初的那份功力和底气。作品的开篇就让吴新被一个黄壳子的野王八咬了一口，以后屡次三番地到市场上去找那个卖王八的“十分可爱”的小姑娘，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真的像民间传说的那样，要等到天上打雷，咬人的王八才会松口吗。那这天雷又是什么呢，他真的就是天上的雷公吗，真的会在王八咬人的时候震响吗，我想，吴新的寻找卖王八的小姑娘，一定不是想跟她探讨这些深奥的天物感应的道理，他一定是因为太喜欢诸如王八咬人这样的远离官场的世俗生活的野趣，所以才刻意要找到那个小姑娘，重新经验一回新奇的刺激，但作者既如此精心的安插这样的闲笔，又焉知他没有更深的寓意呢。这篇作品看似写得平实，实则不温不火，绵里藏针，字里行间暗含着那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