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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柯灵九十诞辰与夫人陈国容在家中接受祝寿，柯灵仍然显得精神饱满。
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顽固（也许可以说坚定）的信念：人们对于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谁如果确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别人反对。《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彩。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的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烦，缕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就像旧式店铺里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1953年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与《赤地之恋》赞得一如花朵，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浮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爱玲隔岸观火，并不了解她的攻击对象，而又要加以攻击，怎么能打中要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文艺界正在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从来笔端不沾政治的张爱玲，反而作茧自缚。”
柯灵同志为张爱玲进行了大胆的平反，但对她的败笔也绝不曲意袒护，显示出一种凛然的公正态度。
经历过这几十年政治上风风雨雨的人都有体会，凡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顺势表态者多，而在形势发展趋势不明的时候，敢于直言者少，柯灵同志敢于在晴雨未定的情况下，为死者言，为退隐于海外者言，是难能的，因为这是要冒风险，有时还会付出代价，而于个人又绝无好处可得的。但对于正在受挫折、遭误解甚至经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信任与理解更让人感到安慰的呢？每个人在遇到困难或处于逆境的时候，最可怕的大概是众叛亲离，最需要的大概就是真诚的关心与支持。当然，一个人的一生能够得到这样温暖的友谊不会多，而一个人为别人送这样的温暖也并不容易。有次和柯灵同志谈起一位曾被划为右派的新闻界前辈，柯灵同志说他极为欣赏这位前辈的一句话：“无欲则刚。”接着他灵感大发地说：能做到这一点，“人的价值”才能区别于鱼的价值，人才不会为一块鱼饵所动。于是我对柯灵同志为人的理解豁然开朗。正是因为他对于权势地位无所求，他也就无所患得患失。不必看什么人眼色高低，不必讨什么人欢心，坐在他的那间安静的小客厅里，聆听他率真而锋利的言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两句话突然涌上我的心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觉得这两句话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也没有了。而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达到这个境界，那也可以说于生足矣！
1986年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10节 见识、良知和勇气
柯灵先生走得太急太快了一些。前两三个月，他还在写文章，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天上有颗巴金星》、《上海大梦》。文章仍然写得严谨漂亮、用字遣词仍然极为考究，全无力竭潦草之感。他是一位视工作、视写作为生命的人。不要说到外地开会，哪怕住医院，他都将未写完的文章带去，继续工作。到了九十岁的高龄，还能够坚持写作，周围的朋友都羡慕他。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直到生命的尽头，他才放下了手中的笔。尽管他走得太快，让我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又都为他能够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到安慰——这是他最高的愿望，我们不能想象不能工作的柯灵是如何生活的。
许多文章都谈到柯灵的文品和人品，谈到他在统战、编辑、戏剧、电影、文学各个方面的贡献，特别是电影和文学方面的成就。他的自成一格的美文，更是令人惊叹不已。在这些之外，我觉得柯灵对于我们的文学界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不应被人们忽略，那就是在“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拨乱返正”的政策刚刚被提出，而他也刚刚重新获得写作权利的时候，他对文学界的思想解放、打破禁区所作的贡献。他将一些已成定论的“问题”纠正过来，特别是在理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问题，在今天看来，
都属于不言自明、理所当然之义，可在当年，要想打破控制了人们几十年的偏见，却是举步维艰。第一个冲破防线的人，是既需要见识，还需要良知和勇气的。柯灵从1978年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率先冲破防线。在这方面，柯灵有三篇值得特别称道的文章。那就是写于1978年9月的《怀傅雷》、写于1984年11月的《遥寄张爱玲》和写于1986年9月的《致陈白尘、黄健书——谈〈中国现代戏剧史〉》。
这些文字都是翻案文章，所翻的都是与政治有关的文学大案。所翻之案在当时又都有很大的争论。他这几篇文章中，都没有表现出在激烈的争论中一般易犯的情绪化的偏颇，而是冷静地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结论精当准确，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写这些文章绝非一时感情冲动，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多次反省的结果。
《怀傅雷》不单纯是一篇怀念故人之作，它的主要题旨在于呼吁为傅雷的右派冤案平反。1978年，为“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冤案进行平反的工作已渐次展开。但是，对于“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对右派分子和胡风分子的甄别尚未落实。柯灵在《怀傅雷》中，对于傅雷的素养、性格和为人之道娓娓道来：他博学多思、清高孤傲、对事关民族命运的大业并不袖手旁观，但对权势也绝不买账。在这些描写中，他让人们了解，这是一位清高而正直像是“昂首天外的仙鹤”、却无半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机心的知识人。傅雷被定为右派在当年是比较特殊的一案。上海市委曾为保他过关，终于未成，直到1958年反右基本结束之后才由北京定案。柯灵是他几十年老友，在反右过程中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又曾委托他从中斡旋过。他属于与傅雷关系较密切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1978年对于右派平反问题的争议尘埃尚未落定之际，他不避嫌疑发表了这篇辞恳意切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不知对于加速平反有无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关于《遥寄张爱玲》，这是大陆第一篇重新评价张爱玲作品的文章。自从1949年以来，大陆文学界完全抹煞了她的存在。在发表《遥寄张爱玲》的1984年，除去一些当年的过来人之外，大陆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张爱玲的名字了。作为张爱玲的“老友”，作为当年发表她作品的杂志的主编，又是他第一个不避嫌疑地出来为她讲了公道话。
1988年潘耀明来沪看望柯灵、王辛笛等，作者与赵家璧、赵清阁等参加。
他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艺术成就，但是他不溢美、不护短、不矫枉过正。
他推崇她的才华，但是也认为她是一个“异数”，是一个很难容于当时的惊鸿一瞥的“异数”。他把她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他有一段十分精彩又十分中肯的话：“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什么原因呢？他说：“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而“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柯灵对张爱玲作品的特点和它们得以在此时此地得以出现的原因，分析得太精当了。张爱玲的作品不仅游离于主流之外，而且从主流的观点看来绝对属于旁门左道，只有当“新文学传统被暂切断”的间隙，它才得以出头问世。可是接着柯灵又说，“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过了这村，没有那店’。”果然，抗战胜利，她便立即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外界喧闹一时的指责、个人感情生活的突变，创作陡地萎缩。这里，柯灵不仅极其客观而有说服力地分析了她得以成名但艺术辉煌的期限只能有短暂的两年的原因——尽管在柯灵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大陆二次出现张爱玲热，评者如潮，众说纷纭，但我觉得所说都不及柯灵对张理解的深刻、对张文评价的中肯。更为重要的，这篇文章触及了
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柯灵在这里对左翼文学对主流以外一切文学作品一律予以排斥的传统提出质疑。他认为这是左翼文学传统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缺陷：这样“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迥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今天回想起来，厅堂越大未免更加显得单调、大而无当。
如果说，《遥寄张爱玲》是从追问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被埋没的原因而涉及到长期以来对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处理不当的问题，那么，在《致陈白尘、黄健书——谈〈中国现代戏剧史〉》中，柯灵则是直接提出这一问题加以检讨了。从问题的提出到他所作出的结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