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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到他所作出的结论，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在他心中郁结已久。在“文革”之后的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又经过一番梳理后，他更进一步明确了问题产生的来龙去脉，发展衍变及其危害性。他认为“‘把艺术从属于政治’定为金科玉律”，来自于“现代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包括戏剧运动）与政治系出同源，因此形成彼此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过，他认为“就其各自的本性来说，毕竟不能把艺术上复杂的意识形态表现，简单地划分为‘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由此，他对新的《中国现代戏剧史》重新“鞭挞”梁实秋所为“抗战无关论”表示“不敢苟同”。翻这一案在当时曾引起海内外的广泛注意。凡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年这是“铁证如山”的公案。梁实秋曾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柯灵并不讳言梁实秋曾是“左翼的论敌”，但他认为“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但不可“由此否定论敌的一切”。（在这里，他还强调“关于政治思想和文艺主张这一类问题，除了尊重各人的自主权力，别无他法。”这一意见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哪怕是论敌的
意见，也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断章取义、曲解引申之后再予批判。他查出“抗战无关论”源出于梁实秋这样一段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柯灵认为就事论事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有什么原则性错误。”柯灵所展开的分析，我就不多引了。
今天我们心平气和地加以回顾，梁实秋的话并没有反对、排斥写抗日战争的意思。说实在话，倒是那种只允许文艺为当前政治直接服务——哪怕是以空洞的八股式的作品进行服务的主张，反而限制了文学的正常发展。距柯灵提出这个问题已过了十四年，
1994年柯灵夫妇、辛笛、罗洛等在作协花园中有名的喷泉前与余光中等合影
这段公案已经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但是第一个站出来准备翻掉这个早已铁板钉钉的结论是需要胆识的。当然首先要有“识”，有“识”才能发现有些相沿成习的说法的谬误，同时还需要良知和勇气，才能敢于出自责任心言别人之不敢言。
柯灵在这三篇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正是一位文人所最宝贵的见识、良知和勇气。
一位作家的成就并不完全表现于身前的显赫，有些风光一时的人最终不过是个匆匆的过客。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在于是否创作出了能在文学史上留下足迹的作品。柯灵是很明白这一点的，他在《遥寄张爱玲》中讲到，张爱玲四十年代出版的《传奇》、《流言》，他至今保存着。近三十年能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他也大体收集齐全，连有关她的研究资料，他手头也有。他说：“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今天，柯灵先生仙去，有那么多同行、朋友、读者满怀钦敬之情缅怀他对于中国文坛所作的种种贡献，热爱他、研究他的作品的读者绝不只一位、几十位，而是更多更多，这是可以告慰柯灵先生的。
2000年6月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1节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冰心印象
我们这一代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大概在青少年时代几乎都受到过冰心作品的影响。我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就从语文课本（当时大概叫国语课本）读到过《春水》、《繁星》和《寄小读者》，并且背诵过其中一些篇章。当时，我不仅为洋溢于文章中的温暖宁馨的母爱、亲情所感动，而且深深地爱上了那种恬淡自然，晶莹剔透的文字。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收集了当时能够买到的所有的冰心的作品。不仅收集了那些美丽的诗、那些使孩子们感到非常亲切的《寄小读者》，还收集了她的小说。当时处于少年时代的我，对于蕴含其中的某些深刻的含义并未完全了解，但是，它们全都依照我自己的理解收入我的心中，而且，正是这些作品让我爱上了文学。
通过《寄小读者》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古典诗歌。在进小学之前，虽然在父亲的规定下背诵了一些唐诗，但那毕竟是囫囵吞枣不解其意。对我来讲，《寄小读者》像是一把打开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钥匙。其中所引用的众多的古典诗词，如苏东坡、辛弃疾，特别是黄仲则与纳兰容若的诗词，在冰心文章的“诠释”下，我开始若有所悟。尽管我当时还不能“入奥”，但是它们已让我领略了艺术的魅力并为其魅力所蛊惑。从此我开始热爱并自觉地背诵一些中国的古典诗歌。有趣的是，当年背诵的这些诗词，在我考大学的时候竟帮了我的忙。在中文的口试中，当主试老师问到我最喜欢哪些中国古典作品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黄仲则的《两当轩集》诗稿和纳兰性德的《饮水》、《侧帽》词集。老师让我试背几首，我一背而不可收拾。这对于老一代知识分子说来当然毫不足奇，但我考大学已是临近全国解放的时候，古典文学作品在中学已不很被重视了，老师自然对这个学生“另眼相看”。而其实，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也仅限于此。
冰心不仅是最早将我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人，而且是最早将我引入外国文学领域的引路人。从冰心的作品我迷上了泰戈尔。《园丁集》、《飞鸟集》、《吉檀迦利》、《二十天问》……冰心翻译的或其他作家翻译的，凡是能找到的，我都狼吞虎咽、生吞活剥地诵读。
我的文学启蒙就是这样开始的。冰心的作品及她“推荐”的这些中外古典诗歌是撒在我心中的第一批文学种子。当时，它们培养了我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并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以后，当我开始拿起笔来的时候，我更发现，它们带给我的不止于此，原来，冰心等前辈的文章的境界，一直是我不自觉中暗暗追求的榜样。尽管浅陋如我无从望其项背，但是在她文章中，透过那优美而从容的文字，所显示出来的清纯之美——一种没有诅咒、只有祝福的精神境界，始终使我钦慕不已。她的颂歌来自真情实感，全无半点矫饰与做作，我觉得可以用“自然天成”四个字来形容。美与自然的统一，我以为正是散文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决定于作家的宏大精微的文化教养、淡泊无为的心志，而这些，是我等飞扬浮躁之辈毕生追求也无从达到的。
尽管我如此仰慕冰心前辈，但在1985年之前却始终未得机缘一见。我更不敢无端打搅。近几年来，随着自己年龄的逐渐老大，盼能一见的愿望愈益增强。1984年岁末在京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就冒昧地提出了拜望她老人家的要求，并得到了允诺。
不巧的是，就在约定日期的前两天，我因感冒发高热住进了医院。客中生病，固然是苦事，然而更令我懊丧的，是又错过了见她的机会。出医院后，沈宁觉察到我的情绪，安慰我说：“冰心阿姨也住进了医院，爸爸一定会去探望她，你不是还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吗？”果然，大会闭幕后的一天，夏衍同志提出了他要去北京医院看望他的“老大姐”。
虽然我没有见到过冰心，但是对于“老大姐”、“小老弟”的称呼，我从夏衍同志口中、文章中已经听得熟悉了，他还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赞颂我的老大姐》的文章。他们二位同庚，都出生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世纪最初的一年，但冰心生日比他早二十五天，因此他尊称她为“老大姐”。而冰心除他之外，还有一位小老弟，那就是小他们四岁的巴金同志。
冯牧和荒煤在冰心家里。看，三位老人笑得多么开心。
我们一行三人进入病房的时候，冰心正在接受静脉滴注，动作很受限制。她见到“小老弟”和沈宁，当然很高兴。沈宁将陌生的我介绍给她。她记起我要见她的事了，望着我说：“知道你病了，我本来想让人给你送一束花，后来听说你已经出医院了。”我连忙道谢，她又用她那又轻又柔的声音说：“你的集子（指《净化人的心灵》）我看过了。”虽然我很愿知道她的意见，但是我没敢问。平时似乎不算太胆怯的我，这时可能由于病房中的那种静谧的气氛，由于躺在病榻上的她那样安详的态度把我震慑住了。长时间的静脉滴注是老年人最难承受的事，那种不舒服的姿势常会引起接受静脉滴注者的诉苦抱怨，而她似乎全不在意，依然安详自若。于是，我像是怕碰碎了什么似的作不得声。
两位老人安闲地聊着天，谈到刚刚闭幕的大会，谈到住在楼上的周扬同志的近况，谈到也住在楼上的冰心前辈的老伴吴文藻先生。冰心说：“我不让他知道我也住进来了，免得他着急。”她调皮地微笑了一下：“其实我就住在他楼下，孩子们楼上楼下两边照顾哩！”两人同时住院，对于常人来说，是令人烦躁的事，她却显得如此的豁达。
逐渐地，两位老人的话题就集中到他们共同喜爱的猫的身上去了。过去，我只知道夏衍同志爱猫，我们背后常常窃笑他见猫则喜，失猫则忧、则怒，在供应困难的时候，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弄到一点猪肝或者鱼饵来款待他的那只黄猫。那些天，夏衍同志最钟爱的一只老猫“淞淞”刚刚走失，一谈及猫，就引发了他痛心疾首的情绪，他十分懊恼地说：“它们一跑出去谈恋爱就不要家了。”冰心立即郑重向他介绍经验：“你要给它们做手术嘛！不然我的猫也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