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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们一跑出去谈恋爱就不要家了。”冰心立即郑重向他介绍经验：“你要给它们做手术嘛！不然我的猫也早就逃走了。”夏衍同志忙不迭地摆摆手说：“不行，不行，怎么能让猫当太监呢？！那太不讲‘猫道主义’了！”大家都被他们二位的话引笑了。
花香氤氲，笑语轻盈，谈病，谈论人，谈小动物，我恍惚觉得此景此情似曾相识——猛然记起冰心当年发自慰冰湖畔与沙穰青山疗养院的病中书信，特别想到其中用到的“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两句话。此情此景不正合着“如市”与“如水”的统一么？在如市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如水的心境，这是她一生为人为文的根本所在。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如此真切地理解过她老人家。人与文的浑然一致，现实的人与想象中的人如此契合无间，这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以前我曾多次经历过识得庐山真面目之后所产生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失望了。
仅此一面，我已觉快慰终生，没想到此后接二连三又得再见她老人家的机会。同年10月底，我因事到京，茹志鹃同志约我同去她家看望。我当然高兴有再见她老人家的机会，但是，想到吴文藻先生逝世才过周月，未免有些犹疑踌躇，因为我不知她在此人生大劫面前感情波动到什么程度，而我与她熟悉的程度又不足以对她进行劝慰。在茹志鹃同志的相邀下，我还是去了。
11月初的天气，还没有到大学宿舍开始生火的时间，房间里一派清冷之气——一进门我就想到了宗璞前不久发表的那篇写教授宿舍取暖难得改善的小说，解决取暖可真是保护老人的重要问题啊！——棉衣已经上身的冰心前辈微笑相迎。我忐忑不安的心放下了一半。我首先表达了自己对于吴先生去世的哀悼之情。冰心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激动，仍然安详平和一如既往地说：“生老病死，人不可免。早几年我们已经有所准备，立好遗嘱。这样事到临头，就不会手忙脚乱，按照事先的决定去办就是。文藻遗嘱要求不开追悼会，也不搞与遗体告别，我尊重他的愿望。火化那天我自己也没有去。”她也许看到了我们问询的目光，回答说：“我行动不便，如果去了，叫孩子们顾哪一头呢？是料理丧事呢？还是照顾我？我不但那天没去，这次他昏迷住进医院之后，我也只去看了一次。孩子们日夜陪病人，已经够辛苦了，我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她顿了一下：“而且，那个情况，去看又怎么样呢？不如别去破坏他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
在人生这样巨大的变故面前，还能继续保持为他人着想的宁静，这在感情上需要何等的自我克制！只听她仍缓缓地讲下去：
“那天杨静仁同志一定要去，我在电话里和他说：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可是如果你去，我就非得去陪你不可，你看你是去呢还是不去？这样他才作罢。我觉得真正的悼念并不表现在这种形式上。文藻去世后，来家里吊唁的人也不少。有位文藻的女研究生，进门就号啕大哭。我没有哭。我对她说：我知道你对老师很有感情，你很难过，但是你这样哭，是叫我安慰你呢？还是你来安慰我？她就停下来。”
我感到一种肃然。当然，不能想象号啕大恸哭得像泪人儿一样的冰心——那也就不是冰心了。但是，我不知道人竟能以这样平静通达的态度对待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死亡。这不仅需要坚强的意志力，而且需要对于死亡具有透彻的理解。这种平静，不是绝情，倒是至情的表现——将生离死别的痛苦紧紧压在心底，用不着表现给别人看，因为那是不容亵渎的。于是，我又记起她在六十年前写下的一段话：“生、老、病、死，原是人生很重大而又不能避免的事，无论怎样高贵伟大的人，对此切己的事，也丝毫无能为力。这时节只能将自己当作第三者，旁立静听着造化的安排。”没有对于那庄严而又不可避免的生死不已的循环的深刻理解，是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
我们又表达了对于吴先生将自己的储蓄捐给他所在学校作为民族学研究生奖学金基金一举的崇敬之情。她说：“我们对各自的遗物作各自的处理，谁也没和谁商量过，谁也没看过谁的遗嘱。他的遗嘱还是在他病危之后才打开的。我也有我的遗物处理办法。”她环指了一圈客厅四周的书柜及墙上的字画：“凡是题名送我的书和画，我全部捐献给我的‘小老弟’（指巴金同志）倡办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她又看看茹志鹃同志和我，说：“包括你们送的书。”
随着她手指所点之处，我注意到了悬于身后沙发上方的梁启超为她所写的一副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这副对联使我顿悟。梁启超老人具有何等的慧眼，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道破了这位年轻女作家的胸襟与见识。在白云苍狗的世事变幻之中心终不为之所动，胸中自有海岳常在，对于冰心的品格，没有比这副对联概括得更好的了。
生与死是人生的大限，古语有：千古艰难惟一死。这当然指的是非常时期对于忠臣孝子的考验，其实，平常时期的人们又何尝能例外。能够坦然地迎接人的最后大限，从容地跨过这一关的人也并不多。我们不是曾经见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平时满口
1991年3月30日，冰心大姐与夏衍在北京图书馆展厅门前亲切握手。
豪言壮语，以铁铮铮的硬汉自诩，但是在意外事件或突发病痛面前，却失去了起码的自我控制的力量，变得仓皇失措，表现出各种丑态，让人觉得可悯又可憎。而从不以大智大勇自居的冰心，却能如此平静地面对亲人的死亡，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的身后事，没有半点畏葸与恐惧。这倒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在那纤小的身躯内我觉得不仅有一股浩然之气，而且有一股威严的力量，也许可以用貌似柔弱、实则刚强八个字来形容她吧。
那一天，她谈锋甚健，还向我们谈到了她最近在看的书。一位八十六岁高龄的人，读书之多之快简直让人惊讶。她谈论到最近几位十分活跃的作家的新作，并且一一有所评论。特别是谈到了她“用一天一晚的时间读了她同庚小老弟刚刚出版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她望着我们说：“这是第一本写我们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我读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本回忆录长达六百五十页，只用一天一晚的时间就读完了，我都觉得难以想象。那一天，她还极有兴致地让我们进入她平时读书写作的处所——卧室，向我们介绍了她心爱的猫：那只我们从照片上见到过的有着长长的白毛的猫。我们进去的时候，它正在冰心的书桌上往返踱步，并且不耐烦地喵喵大叫。冰心极其慈爱地拍着它告诉我们：“它每天下午三点钟就跳上书桌来讨鱼干吃，不给不走，我在写文章它也不走，有时把我的稿纸都抓烂了。”
这次谈话意趣盎然，但是，由于她那关于生与死的议论塞满了我的心间，把我的心装得满满的，使得其他任什么东西都再也装不进去了。
1986年2月底我又去京开会，去看望夏衍同志时，向他讲起上次与冰心的见面，并且告诉他，我真想就冰心所谈生与死的问题写一篇小文章。他听过之后，豪兴又起，他说我再带你去看一次冰心，可能对你写文章有帮助，上午他忙着打发沈宁与我去买冰心喜欢吃的一种蛋糕，下午午休起来，他就率领着我们进行从城东北到城西南斜穿过大半个北京的“远征”了。
老大姐在意外的惊喜中接待了小老弟。
在那温煦的冬尽春来的午后，两位曾经在中国文坛领过一代风骚的老人，轻松地谈今论古——上次在这个客厅中进行的那种严肃的话题谈不起来了，两位老人的两个爱女吴青和沈宁却非常活跃，特别是吴青不断向夏衍同志提出她作为区人民代表在检察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社会问题，整个的气氛显得那么和谐而愉快。那头花尾巴白猫又不时来往逡巡其间，更增加了一份温暖的感觉。这两位老人，一位卷入革命的漩涡中整整六十年，一位终生奉行着爱的原则，经历各有不同，性格也有差异，但是他们在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却有着共同之处。正在那几天，我刚读过周明同志所写的记冰心同志的文章《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周明同志提供了冰心作为座右铭并经常录赠给年轻朋友们的一段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正是在淡泊无为、通达知晓这一点上，两位老人获得了共同之点。这个为人原则，看来消极，其实在非常的情况下，它往往能使人免于随波逐流，从个人利禄得失之中解脱出来，身处顺境，可以不骄不躁，面临逆境，也可以不惊不馁，从而保持了人格的独立。正由于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今天还受到文坛内外的尊敬。
冰心前辈的文章，使我终身受益，这时我又悟到，冰心的为人，也将使我终身受益，当然，要学到这一点，那是很难很难的。
1986年4月6日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2节 探病中周扬（1）
1985年1月12日，夏衍同志带领沈宁和我去北京医院探望冰心和周扬两位前辈。行前，夏衍同志对我们说：“我们先去冰心房间，然后你们两个上去看周扬，我不上去了，在楼下冰心房间等你们。我怕周扬看到我激动。沈宁向苏灵扬说明一下。”
大家都知道周扬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容易激动。另方面，就夏衍同志来说，见到病重的老友，也一定会动感情。这对两位老人的情绪和健康都没有好处。因此，沈宁和我都赞成这样安排。
在冰心房间坐了一会儿，沈宁和我就准备上楼了。我们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