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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周扬在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
他将1979年称为中国现代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鼓舞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信心。他在公开场合多次沉痛地检讨在执行“左”的文艺路线中他应承担的责任。
在《文艺报》那次座谈会上，他讲到在那场反右斗争中，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地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他讲得诚恳而沉痛，流着眼泪向受害的同志道歉。据我所知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坦白地解剖自己，公开向受害者道歉。当然，身受反右或其他政治运动之害的人所受到的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并不是通过赔礼道歉所能补偿的。但是，当我一次次听到周扬同志的忏悔时，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在那整人与被整的关系中，当然也有是非以及个人责任问题——你不是怕挨整而又整了人么？然而在那个年代里，也确实是好人常常就不免于被整，壁垒分明，在政治漩涡的中间，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就连我们这类小人物也不例外。
除了个人得失的考虑之外，多少年来在全国推行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做法在某些人的思想上也起了很大作用。服从，服从，不容许任何人对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发生任何怀疑。一向身居高位的周扬同志从这种多年形成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当然比我们更为困难。我们认识多少谬误就可以甩掉多少枷锁，这全在自己的认识与决心。而作为一个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在准备脱离旧日的运行轨道时会遇到更多的阻力与羁绊。我们看到他的步履是多么地艰难。
不论是对于一场过去的政治运动还是一个奉行多年的文学口号，每当推倒一个既定结论时，他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尽管艰难，他却不断地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一道朝前走去。那几年，周扬同志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得年轻了，过去的从容风度也开始恢复，他的身体状况也随之有所好转。
但是，我感觉他内心所存在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他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一种隐隐的不安。1980年以来，我因母亲缠绵病榻，要我照料，曾有五年未去北京，见到周扬同志机会少了，因此我讲不出具体的事例。但是我分明地感觉得到，特别是从他容易激动这一点更使我感觉到他内心的这种不安。大概是在1983年，有位作家来上海讲到一件事，我觉得自己的这种感觉得到了证实。那位作家说，1980年夏天，文学界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侧会议厅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一位英国留学生要求见周扬同志，这位留学生说，自从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就形成两派 ，一派挨整，一派整人。周扬同志对各个时期的复杂的历史背景作了一些说明，但是，他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提到后来自己也曾被整的情况。留学生问：“那么今后还会发生整人的事吗？”周扬同志答：“那不会了。”但是，紧接着，他补充说：“起码我是不会再那样做了。”停了一下，他再次说：“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不那样做。”向我叙述这一场面时，富于表情的作家略带激动地说：“想来那个外国留学生是无法了解这三次回答之间的微妙的差异的，可咱们能懂——你想想，他一次再一次修正自己的回答时是什么心情！”我们俩相视苦笑了。很显然，他对于许多事情的复杂性的理解要比我们深刻得多。他预感到未来的道路不会那么一帆风顺，还会有曲折反复。从他的答话中可以感到，他为此不安，他又意识到个人的无能为力，还不仅是无能为力，甚至是身不由己……
这时我又猛然想起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件事。当时《上海文学》由于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使命》一文受到了批评，我满怀不平。会议期间，我与上海几位作家一道见到周扬同志，讲到此事。我由于在遭受批评中首当其冲，格外感到委屈。也许文章的题目不够准确，我们自己在以“上海文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为文艺正名》一文中也曾反对过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主张，但是，《重要使命》一文并没有像批评者所提出的那种政治原则性的错误。揭示社会问题也仍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周扬同志在讲到《重要使命》一文中所谈到的目前存在的不正之风，诸如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等，十分激动。他痛心地说：“官僚主义不反怎么得了，那是要亡党亡国的！”说着他又泪流如注。我们几个人为他的激动担心。我想，他这时的心情，和他对那个留学生谈话时的心情是相同的，他为我们国家染上痼疾难去而个人又无能为力感到痛苦。
具有社会责任感却又自觉没有力量完成这个任务，这是近年来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苦恼。而周扬同志的苦恼似乎不止于此，他似乎比别人还多出一层，那就是在他对那个留学生说的最后那句话透露出来的，他感到了那种可能面对“身不由己”状况的痛苦。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层忧虑？我曾想过很久。我觉得由于他长期习惯于被承认、被肯定，和人们长期“团结一致”的地位，现在他到了预感自己可能与某些同事不能再保持“一致”，这使他惶恐、痛苦。
后来发生的有些事情，似乎多多少少印证了他的思虑。他在1983年之后的情况，有时也听人说起。我从1980年在上海见到过他之后有好几年没再见到他。对于他在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我没有资格多说。但是我能够想象他在那种情况下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而又不能解脱的痛苦心情。他自信自己坚持了真理，他不能走回头路，但对于有些人对他的指责又不能处之泰然。希望两全而不能，这种痛苦，与其说是来自外界的压力，不如说更多地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矛盾，在传统的服从的习惯与觉悟的理性认识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斗争。就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在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授奖大会上做了题为《要有“艺术家勇气”》的讲话。他说：“真正的艺术家勇气”是很可贵的，很不容易做到的，为什么文学创作落在生活的后面呢，原因之一，就是调动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还不够。有时候还挫伤这种积极性。这话现在看来平常，但在彼时彼地，他做这样的发言是一种表态，也是一次真正的反省。尽管做了这样的公开表态，周扬同志仍然没有克服内心的矛盾。这种斗争在周扬同志身上没有结果，因为斗争的两个方面谁也压不倒谁，终于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崩溃。这个悲剧不是周扬同志一个人的，不少人，不仅是周扬同志的同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当中的有些人，都经历过这种思想斗争，只是在有些人身上这个方面得胜，在另些人身上那个方面占了上风。然而，即使是后一方面占了统治地位，前一方面的阴影仍会时时浮现。因此，自以为甩掉了传统习惯约束的人，也常常会发现那些约束已化为自己血肉的组成部分，很难彻底剜除。这正像缠过的足被放开之后；虽则行走起来要比“三寸金莲”方便多了，但是，被折断的脚骨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天然状态，哪怕就是刚刚缠过不久就被解放了的。在这一点上，思想上未被斫伤过的青年一代要比我们幸运得多。
1985年10月，我和沈宁两人又去医院看他。那天苏灵扬同志不在，只有一位特别护士在旁。周扬同志插着鼻饲正在打鼾沉睡，这已经不是熟睡，而是昏睡。沈宁与我和上次一样分立床的两旁，默默地注视着浮肿的周扬同志。特别护士想为我们摇醒他，我们连忙摇手制止，我们甚至害怕回答的声音惊醒他。我们向特别护士要了一个瓶子，灌满了水，插好带来的鲜花恭敬地放在他的床头……
1986年10月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4节 童心不泯（1）
——记吴强
吴强同志逝世马上就一年了，日子过得很慢又很快。年来气候多变，今年夏日苦热，入了冬气温又冷热失常，令人烦躁，日子显得沉闷而漫长。回首一年前的事，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不过某些事件某些场面有时想起来却又非常清晰，好像不过发生于昨天。吴强同志从生病、去世到开追悼会的过程，今天回想，历历如在眼前。
吴强同志发病突然，去世也突然。他原是个健壮而乐观的老人。1989年底，他准备去美国探望女儿。动身之前，几位朋友还提前给他做了八十岁生日。寿筵极其简单，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办的。席间他兴致极高。他离国不久，《文汇月刊》刊出他介绍自己养生之道的散文《并非秘诀》。谁知在他文章发表之时，他的健康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他到了美国好久之后，才写来第一封短信，说他直到写信时，时差仍未调整过来，出游写作都不便，只觉疲倦。当时我有些奇怪，他多次去欧美大陆，从未听说他的时差反应如此严重。后来接到他三女儿模模自巴尔的摩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有小中风的迹象，必须将他尽快送回上海。她和我商量搭乘哪一班机为好？几位朋友一致认为应在香港中转，因为在香港有可以相托的朋友。谁知出去时还是一个步履矫健的人，回上海下飞机时已经半身不遂、语言发生严重障碍。原来他的病并不是小中风，而是恶性脑瘤，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从此病情迅速恶化，很快连意识也丧失了。回来后只四十天，他就溘然而逝了。
近几年，好几位前辈先后跨过了人生的最后大限。我常常为那些走得快、痛苦过程短的长者感到庆幸。当然，死者的亲人则可能由于缺乏思想准备而更加难以接受。吴强同志的夫人尹卜甄同志和他在海外的女儿们，就至今还没有从那种意外的感觉中走出来。其实，靠输液、鼻饲，一躺几年，慢慢将生命耗尽，对本人对家属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