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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同志活着是个痛快人，走也走得爽气。
吴强同志去世时，虽已进入春天，但仍春寒料峭。开追悼会那天似乎有风又有雨。天气不好，人们的心情也不好。再加上吴强同志的战友、同事、朋友大多年事已高，能有多少人来参加追悼会？很难预料。然而，那天，挽联、花篮、花圈和到场的人出乎意料地多。不但他在部队时期的老战友来了，文化界的朋友也来了；不但一些年过古稀、平日已经很少在各种场合露面的老人来了，而且，来得更多的是他的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老部下和年轻的忘年之交。追悼者从大厅一直排到厅外的院子里。看到其中有那么多年轻的脸，令人感到温暖。一位革命者、一位老作家在当年立过功勋、作出过贡献固然值得后来人纪念；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止步于过去的贡献，而能与时代同步前进，则更值得人敬重。观测一个人是否还能继续前进，他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只有能够理解年轻人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并承认他们的某些优势的人，才能和他们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受他们欢迎，被他们接纳。在葬礼上，可以看到吴强同志得到了几代人的敬意。他静静地躺在那里，穿着时髦的西装，结着鲜艳的领带，戴着他心爱的法兰西帽子。我想他如有知，看到这个场面，一定会发出朗朗的笑声，得意地说：“唔，还不错嘛，谢谢大家。”
我是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之后认识他的。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性格开朗，洒脱，平易近人，爱开玩笑，没有一点架子，好像也缺乏像他那样级别的干部所应有的城府。由于当时在他的主持下盖了一个俱乐部，所以在运动中以铺张浪费的罪名，从南京军区文化部长的职位上被撤了下来，转业来到上海。这桩公案在当时相当轰动，华东各报都有长篇报道。在他来上海报到之前，陈老总（陈毅将军）曾和夏衍同志谈过他，交代说：吴强是匹烈马，很能干，但要驾驭得好，驾驭不好也会出毛病。他要夏公对他“严加管教”。从口气中就听得出，他对吴强同志既了解，又爱护。吴强被降职先是安排到华东文化部艺术处任副处长。我就是在他处于这种情况时第一次见到他的。我本以为这位刚刚下台的部长一定面色阴沉，心情沮丧。没想到他竟是声音琅琅、笑容满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大大咧咧，见人自然熟，对我们这帮“小鬼”尤其亲切。大家不免感到惊奇。
有时初次见面中所得到的印象非常重要也很准确。当然，这仅仅是对很本色的人而言。吴强同志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容易接近、富有人情味，同时对逆境、对厄运、对磨难持豁达态度。
当年，在华东局及市委机关里，我们这帮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小鬼”不是太容易对付的。这帮“小鬼”对各级领导都敢评头论足，哪怕对陈老总、饶政委（饶漱石）。宣传部里有几位更可称得上是伶牙俐齿。尽管当年进了机关首先就反复接受组织纪律教育，机关对我们工作要求也严格。但是这批学生兵都是通过反蒋民主运动走进革命队伍来的，因此和久经部队生活锻炼的干部不一样，工作态度固然认真，但却有着独立思想和自己的判断。对有的没本事而喜欢乱发号施令的领导就曾发生过顶得她痛哭不止的事，对于爱摆虚架子的领导有时也会公然流露出不屑之色。当时上下级之间的接触不限止于工作上。由于大家都拿供给制，都集中住宿舍，连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看电影或者跳舞也都是集体活动，因此谁对谁都隐瞒不了什么。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包括那些领导同志的家庭生活。所以，一位领导干部要赢得“小鬼”们的尊敬，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吴强同志转业到华东文化部后不久，就调到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任副处长，很快就得到了我们的信任。他在工作上雷厉风行，颇有“部长”余风。对文艺界那些纠缠不清的矛盾，特别是对于个别的扛着大旗推销自己，甚至以此谋取权位的人和事，他敢于拿出意见，敢于作决断。当然，他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对的。他在工作之外与下级相处，显得豪爽大度。他对青年人并无恶意的玩笑也不以为忤。我当年就做过这种“恶作剧”。他那时不过四十岁刚过，但已经腆起了不小的肚子。五短身材，鼓鼓的肚子，特别是每当开会坐得时间较长的时候，他就会不断地“搬动”肚子调整姿势。我们觉得十分滑稽，常常窃笑出声，背地里还模仿他“搬动”的动作。大家认为以我模仿得最为“精彩”，那大概是因为我不仅学得比较像，而且带有夸张。这件事后来被他发现了，他并没有认为这是取笑他而恼怒，只笑嘻嘻地挥挥手说我们“好调皮”！他懂得幽默、调侃，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善意。而能够接受青年人的调侃是需要具有开阔的胸襟的。
他的豪爽的性格还表现在他对金钱的态度上。和有些嘴里把钱说成是“万恶之源”，实际上视钱如命的人相反，他并不拒绝钱，但他也并不把钱看得那么重，不为其所累。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我们这类“小鬼”每月只有两斤猪肉钱的津贴费。而当时惟一可能得到的额外收入只有稿费，所以稍有稿费收入的同志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富翁”。吴强同志有了稿费喜欢请客。他不但请我们下小馆子（当时可没有那么多大宾馆可以去），他后来在无锡太湖疗养院写《红日》时，还请我们老老小小四个女同志到无锡去玩过一趟呢。这些都是兴之所至的小事，到他真的有了一笔数目的钱的时候，他立即去帮助当时需要钱的朋友。《红日》出版，旗开得胜，他拿到第一笔版税，就为一位没有钢琴的作曲家买了一架钢琴，还为他的挚友收藏家徐平羽同志买了一幅他心爱的画。他得知周围的同志遇到困难也主动解囊相助。后来《红日》版税不断增加，他索性将所有版税全部交了党费。这种做法在当时也不多见，但他并没为此得到谁说一声好，政治运动来时照旧挨打不误。
他对自己也不吝啬，或许可以说他喜欢享受。我觉得享受也不一定是个坏字眼。好逸恶劳、贪图不劳而获的享受固然为人所不齿，但用劳动所得来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并不像那些伪君子所指责的那样是坏事。崇尚节俭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正当的消费则常常是一个人对于未来具有信心和富于生活情趣的表现。早在五十年代，吴强同志就开始注意自己装束了。那时，大家一律穿人民装或列宁装，可他已悄悄地从鞋上显示个性了。当我们看到他脚上的新变化时，曾当面取笑他。他不但不生气，还自鸣得意。自从他开始以作家身份出国访问后，他就常常穿西装，戴法兰西帽子，而且佩带特别鲜艳的领带。当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一身装束时，我想到了陈老总。陈老总不是也喜欢穿西装、系鲜艳领带（有时还佩领结）、戴法兰西帽子吗？不知他是由于崇敬陈老总而有意模仿还是于不自觉中受到他的影响？直到八十高龄，他还喜欢穿新潮服装，每每引起柯灵前辈的夫人的惊呼：“你怎么又穿了一套漂亮的新衣服！”
不仅爱穿，他还爱玩，爱跳舞、爱打弹子、爱下围棋。他对于玩，也和对工作、对写作一样，玩得认真，玩得身心投入，玩得充满自信。我不会跳舞，就我这外行看来，他的舞艺并不高明，但他有机会必跳。为了打弹子，在大会上他曾挨过陈老总的批评。打弹子可能是让人一着手就会入迷的活动。当时不只他一个领导干部在文化俱乐部弹子房流连忘返。陈老总曾声色俱厉地批评：如果那么喜欢打弹子，那就别当干部，干脆到文化俱乐部看台子、捡球去好了。看来吴强同志是服贴陈老总的，尽管听说他球艺不错，此后也不再迷恋打弹子了。到了晚年，围棋成了他惟一的爱好和最大的安慰。特别是离休之后，他担任上海文化界围棋协会会长，更热心于围棋比赛，也常常以此自诩。但他越是讲得热闹，我越有一种落漠之感。对于一个忙碌了大半生的人，将业余爱好变成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想并不是件很容易习惯的事。
尽管他平时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力求自己能够达到举止文雅、风度潇洒，但他未能摆脱长期军旅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在他说话时，不时仍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命令式的口吻。我接触到的军队干部不多，但我发现文工团员之外的干部，包括高级将领几乎都经常流露这种命令式口气。这大概是由于长年指挥战斗，只能以简捷、急迫、不容争辩的方式下达命令留下的习惯，就像他们额头上留下的久久难消的军帽压痕一样。吴强同志对于这种习惯并未留意克制，常常任其自然流露。那种口气常常令不熟悉的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引起有些人的反感。连我的在四岁时就向我弟弟宣布“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的小侄子，也因为吴强同志对他说话时口气生硬，态度“居高临下”，而对这位公公不感兴趣。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为此也吃过不少苦头，造反派给他栽上了一个“恶霸作风”的罪名。
办事有魄力，对不以为然的人和事不留情面，心无城府，喜怒形诸颜色，作风上又不拘小节，他后半世的坎坷大概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他调来上海之后，政治运动就一个接着一个：反胡风、反右、反右倾等等。文艺界，学术界，各级干部，随着一次次运动，身不由己地越来越多地卷了进去，并且分成整人的和挨整的两大类，有幸置身事外的是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