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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格勒广场
他在上海工作时期，每次去北京，他就被“二流堂”及其“弟子”们包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曾拿出《人民日报》整整一个版面来揭露“二流堂”的所谓罪行。那篇杀气腾腾的檄文将“二流堂”说成是个不仅是有纲领、甚至还有堂徽的反革命组织。其实这不过是一群才气横溢、富有幽默感、不拘小节的艺术家，诸如吴祖光、盛家伦、郁风、黄苗子、丁聪、戴浩、唐瑜等位的聚会而已。这些都是从抗战时期开始团结在夏衍同志周围的活跃的剧作家、声乐家、画家、电影家。他们都是夏衍同志的“晚辈”。而到这时，在他们之外，又增添了一些更年轻的、吴祖光的“弟子”们，那就是第三代了。只要“夏公”一到，他们就海阔天空，“喜怒笑骂”一番。对当时文艺界的、以至社会上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他们的讽刺挖苦之词，简直可以收入侯宝林的相声之中。夏衍同志常常从这些人的言谈之中了解到各种行当的艺术家的意见和情绪。后来，他在上海干脆摆了一个“测字摊”来听取文艺界的意见——每星期固定一个晚上在作家协会东厅接待文艺界人士。每次，我坐在边上，当然不敢开口，只是聚精会神地听，从那些如珠的妙语中我悟到什么是文化人，什么是艺术家的机智与尖刻。
当然，这些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有人很不喜欢这种表现，而夏衍同志却很看重这个。他从这里发现艺术家的才气与激情——只有对社会、对生活、对艺术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种激情。因此，他宁可欣赏这种不够全面公允的“尖刻”，也不喜欢不见才气的四平八稳。在我接触到的老前辈中，大概只有少数人具有这样宽宏大度的胸襟。
是的，爱才而宽容，我觉得用这句话说明、概括他为人的一个方面是很恰当的。为了出自爱才的宽容，他受过多少指责！在解放初期那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形势下，连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都开展了如火如荼的讨论，他居然公开肯定张爱玲的艺术才气，并通过几位作家、电影导演、报界人士劝她不要离开大陆，还亲自筹划对她的安排。出于种种原因，张爱玲还是走了。他得知之后，惋惜地对我说：“这是一位艺术家，你应该读读她的小说，她所反映的她生活于其中的那个阶级的生活是相当深刻的。”1980年他在上海华东医院接见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时，我陪同在座。当於梨华谈到张爱玲现隐居美国时，他对於说：“你再见到她时，请代我问候，并欢迎她回来看看。”这两年，国内掀起了张爱玲作品热，而在当年，谁敢仅仅为了艺术才气而肯定她呢！要知道这是一位出身于清末名宦家庭，成名于沦陷时期，写的又全是十里洋场没落的半宦半商家庭的男男女女的纠葛的作家，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家庭、个人、作品，都是与革命离得远而不能再远的了。
关于夏衍同志爱才的表现实在不胜枚举，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例。那就是一位有成就的女演员，由于家庭中婆媳长期不和，做了蠢事，引起了政法部门的干预。这类纠纷，处理上处于可宽可严之间，夏衍同志又冒了舆论的危险，从中调停。他看出了我当时的担心与不解——这类事他完全可以不管，他对我说：“这是个有才华的演员，我如果不出来讲讲话，说不定她就会毁了。当然，我这样做可能会遭到非议。但是，这根鞭子如果打在我身上，我也许也要受到一些皮肉之苦，但，挡一下就过去了。”是的，在那个年代，栽一个跟斗就一蹶不起、毁了一辈子的事并不少见。夏衍同志这样的为人舍己的品格，让我感到肃然起敬。后来，我还见到几桩他为了触犯常规的干部排除困境的事例。在那个人人口头上号称对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从严、处理从宽”，而实际上越是主张“从严处理”才越显得革命的时代，这样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夏衍同志正是在这种甘冒风险中显示出他的长者风度的。
果然，这些事——无论是“二流堂”，还是张爱玲，以及他曾保护过一些艺术家和干部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清算”了出来。在干校的草棚棚的宿舍里，我听着上海市委写作班的一位小将躺在地铺上，咬牙切齿地读着这些“黑材料”时，我默默地想：你们这些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黑心鬼们，怎么能了解一个宽厚的革命者的心呢！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他已吃过许多苦头，但他“童心”未减，初衷未变，我几次去京看望他时，总是看到他兴致勃勃地接待有才气的年轻人和为他们说话。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2节 人、风格和兴趣
——观“夏衍捐赠字画展”所感
不久前，夏衍老人把他多年收藏的字画全部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这件事在文艺界圈子里成为一时的话题。1989年夏，他先是将他十分珍爱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其“侥幸”地失而复得的纳兰容若的诗翰手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当然，这都是无偿的，他连捐赠仪式都辞谢了，只同意在他故乡杭州举行一次展览。
前一阵，许多老前辈都将自己收藏的文物捐献了。据夏公说，李初梨、李一氓、周培源、孙大光都将他们所收藏的陶瓷、书画、善本捐给了各自的故乡的博物馆。对于他们的这种做法，夏公认为，这些文物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流散于肆里坊间，既有机缘将它们收集起来，还应该将它还给国家，成为全民族所有的文化遗产。为避免再度流散，交由博物馆保存是最妥善的方案。博物馆本是荟萃民族文物乃至世界文物之地。至于选择哪个博物馆，他说，那当然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所以将纳兰手卷捐给上海，那是因为纳兰手迹传世者很少，他知道另有几件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所以将这手卷也交给上海，以求集中。其他九十四件所以捐给浙江博物馆，那是由于杭州是他的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受教育于斯，他去日本留学，也是由当时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即浙江大学前身）公费保送的。所以他说：“这一次捐赠不能说是‘奉献’，而只是‘报恩’。”1987年夏衍得了一笔日本颁发的“国际文化交流”奖，他就把五万元捐献给故乡，作为浙江省的教育基金。
夏公不是专业收藏家，收藏字画不过是他众多的业余爱好中的一项。文艺界的人都知道，夏公从事过的工作很多，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则知道他个人兴趣也很广泛。以我所知，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最大的爱好是看球赛和集邮。他对这两者的喜爱程度不相上下，难分伯仲。他也喜欢种花、养鸟、养猫。在上海时期，星期天他也常在潘汉年家里和陈老总、周而复打“五百分”。更意外的是他还对植物学有兴趣，他津津乐道地告诉我们，菠菜是从波斯引进的，土豆是从印尼引进，南瓜是从柬埔寨引进的等等。当时他在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店买过一套日本出版的《百花图鉴》。我的区分枫与槭、玉兰与辛夷等起码知识，就是从那本书上得来的。但是，1955年他调到文化部之后，由于工作繁忙而放弃了某些兴趣。在文化部，他分管电影与外事，这两项工作都是周恩来总理直接掌握的，而且抓得很紧，很细，于是他就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半夜三更打电话要他到西花厅去汇报，有时“出题作文”，限期交卷。他曾很得意地说过：《论〈十五贯〉的改编》这篇五六千字的文章，是总理看了演出之后，当场下命令，要他开夜车，一个通宵赶出来的。忙，又有一点不服输的性格，而一天又只有二十四小时，于是他不集邮了，花也不种了，一段时期专心搞业务，审阅和修改电影剧本。他又分管外事，所以艺术团出国，演出节目都要他拍板定案，当时出国的艺术团主要是京剧、杂技和歌舞，于是久而久之，他又爱上了京剧。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工作者，大多数人是多少有点看不起京剧的，他不例外，对京剧他是外行，但是他有一股钻劲，不懂就学，不懂就问。这样，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盖叫天、李少春就成了他的先生和好友。有一年他到上海来审查上海京剧团的出国剧目，他除讲了出国演出要注意的事项之外，还对每个剧目都提了一些技术性的意见，这就使上海文化界的人感到意外，几年前他在上海当文化局长的时候，是很少看京戏的，事隔几年，他提的意见居然很像一个“内行”了。那一天作家章靳以也在座，冷不防地向夏公提出：上海京剧团生、旦、丑行都可以，刀马旦很出色，可是还缺一个挑大梁的净角，你们文化部能不能在明年戏校毕业生中挑一个黑头给上海？架子、铜锤都可以。夏公有点吃惊，除了说尽可能照办之外，后来还对我说：“我过去一直认为新文艺工作者是很少看京剧的，想不到靳以是个行家，我太主观了。”他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他爱京戏是真心实意的，三年前一个美国姑娘在北京演了一出梅派戏，他就兴奋地在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很别致：《看洋人演京戏而大悦》。
他在文化部那一段时期不集邮了，不种花了，那么是不是一切嗜好都没有了呢，那也不是。他还是有球必看，乒乓、排球、篮球，特别是足球他从不错过。那时他和荣高棠有一个“互助协定”，就是荣高棠要看戏，他送戏票，他要看球，荣高棠送球票。今春我从杭州到北京去看他时，他正在和一位球友大谈球经，他说国家足球队兵败狮城，他看了电视之后一夜没有睡好。他说失败的原因一是教练管教不严，二是大赛之前不该搞太多的热身赛，到新加坡之前，已经是伤的伤、病的病，八十年代出访日本，在奈良喂鹿。
这是疲兵上阵，这样的事，“五一九”事件之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