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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王蒙参加上海文艺出版社召开的长篇小说研讨会，与作者摄于上海青浦淀山湖。
钱文在《恋爱的季节》的集体疯狂中，保持了比较冷静的客观态度。到了大难临头集体失态的时候，他才出现种种失态（人是很难不为集体所左右呵）。王蒙对于他的种种失态虽然也不时加以调侃嘲笑，但是这种嘲讽少了情绪化的成分，让人感到的是作者对于过去的经历进行了一番审视反省之后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自嘲。这种自嘲似乎比集体戏谑更能让我这样的读者为之心动。王蒙富有幽默感，也很看重自己的调侃才能。但是，他的嘲讽、调侃和那些没有经历过动荡多变的生涯，才解人事就赶上了比较平稳宽松的好时光的年轻人所表现的不一样。因为他的身上背负着深厚沉重的历史沧桑。这种痕迹烙在心上是无法去除干净的。如果不信，请看，钱文和王蒙本人，不论在什么状态下，一张口唱歌，汹涌而来的全是苏联歌曲。王蒙的《访苏心潮》更直接地道出了这种压抑在心底的感情。这种感情大概就像翻出了“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绸衣所承载的那段历史也许不堪回首，但是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曾经沾染过自己体温的、温暖而又陈旧的气息，不由你不对失去的青春感到惘然。如果你与王蒙本人相熟，你更会发现，常常在极热闹的场合，或者在他谈锋甚健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一种失神的表情。他的眼光越过众人，茫然地凝注于一个空无一物之处。他想起了什么呢？……因此，尽管有些新锐评论家为王蒙在有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戏谑态度、在另一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瓦解深层意义的企图而视为同道时，我觉得似乎恰恰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是，新生代的“新状态”或“后现代”的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干什么都行”，“怎么样都可以”，是自发的，不是刻意追求的，也不针对什么的。而王蒙的调侃戏谑或消解意义的企图，却是有针对性的，他所针对的是文化专制主义。这几乎成了他化解不开的情结。他欣赏有些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躲避崇高”的倾向，这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平庸凡俗也比伪善、假道学要好。而其实，他本人，却是任凭喜怒笑骂，仍然躲避不开的。从他有些作品中的几位女性的身上（很有意思，大部分是女性），如《失态的季节》中的东菊、《如歌的行板》中的萧玲、《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赵慧文，我们不是分明地感受到那种接近于透明的聪慧、明智、崇高甚至圣洁的品质吗？
1994年12月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21节 田念萱和她的客厅（1）
现在说起田念萱，似乎知道她的人不多了，但是三四十年代在重庆、香港，直到五六十年代在上海和北京，在一个不算小的文艺圈子里，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广为人知的。人们知道她，不仅仅是因为她是名导演瞿白音的夫人，也不仅仅是她曾经做过欧阳予倩的秘书，主要还是由于她本人的才气、学识、豪爽好客的性格和她身上具有的一种凝聚力。正是因为这些，在她和瞿白音的家里经常聚集着一批作家和艺术家。我将她们的家称之为田家客厅。
说起客厅，不免让人想起二十年代的形形色色的文人客厅，特别是有名的林徽因的客厅。女主人多才、多艺、貌美，来客中绝大部分是留学欧美、学贯中西、名成业就的一时才俊。那是一个形式由西方引进、充满浪漫情调的文化“沙龙”。田家客厅当然和它不一样。
三四十年代还有一些也许可转义称之为沙龙的地方，比如董竹君创建的锦江饭店，吴湄开办的梅龙镇酒家。当时它们都曾吸引了一批进步的、左派的文化人去那里聚会。这些老板都热爱文艺并经常资助甚至参与某些文化活动，比如吴湄就曾经参加过话剧演出。当然，它们与田家客厅也不相同。
这个“田家客厅”，其实是我独自为之命名的。我没有听到别的人如此称它。她家的常客一般都称之为瞿白音家或田念萱家。说它是“客厅”，其实房间并不大，装饰也不堂皇。这还说的是在上海的“客厅”，至于在重庆、香港的，我想只会比它更简陋。只是因为作家、艺术家们喜欢到那里去碰头聚会，议论纵横，它就发挥了一个文艺沙龙的作用。
1941年在香港。左起：陈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聪、何香凝、洪遒、廖梦醒、欧阳予倩。
我说它与林家客厅不同，除去时代背景的差别之外，更在于人员构成的不同。
它们的成员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时代的文人才子。这里没有彬彬有礼的洋派学士。聚集在这里的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在新文艺运动中生长起来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这一点上，“田家客厅”与当时和它并存的另一个客厅，在北京的吴祖光家的客厅有某种相似，却也不完全相同。它们两者的成员虽大多与左翼文化人关系密切，大多曾经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但是，在吴家客厅里，由于主人的出身门第和生活习惯的关系，出入的人，相对地说，生活上都比较稳定，传统文人色彩较重，而瞿、田两位与演艺界交往更多，特别是瞿白音担任过抗日救亡演剧队的负责人，因之，来往的人中大半经历过流浪迁徙的生活，更具有一种侠义之气。
我进入“田家客厅”的时间很晚，重庆、香港时代我当然赶不上，即使在上海，我也不是在1949年她们迁回上海之后就马上进入的。虽然大家同在文艺界，但是文学与电影、戏剧之间毕竟算是隔着一行。当时我做夏衍的秘书，夏公虽然统管文学与艺术，但我经手联系的以作家为多，所以我先进入的倒是那个更有名的“客厅”，即沿袭重庆、“二流堂”而来的吴祖光家。夏公每次去京，不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到吴祖光家做客。我随同前去，既大开眼界，又大为开心。我在他家看到了那么多钦慕已久的作家与艺术家，比如诗人艾青，画家丁聪，黄苗子、郁风夫妇，音乐家盛家伦，以及戴浩、冒舒湮等等……此外，还有如过去的杂文家、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之类的现任官员。还应特别一提的是热情美丽，当时艺事正如日中天而又十分好学的女主人新凤霞。这些人所从事的行当虽有不同，但他们的性格和作风却有某些类似之处：尽管这些人个个都属该行该业的翘楚，但在这里人人不拘形迹，都像是没长大的顽童。在这里大家完全解脱了什么上下、长幼之序的约束。让我这个来自等级森严的大楼办公室的人目瞪口呆。我的这位被人恭敬地称作夏部长的首长，一到这里就变成了“老夏”，而且是不论比他年轻多少岁的人，一律如此称呼。他们个个能说会道，尽管音调有舒急快慢之别，但全都语出惊人。无论是谈人论事、评论艺文时政，都既形象、又生动，既夸张、又俏皮。在这里几乎听不到一句四平八稳平铺直叙的话。每次去他家，我都觉得像是参加了一场艺术的狂欢与盛宴。我当然是“叼陪末座”，悄悄地坐在一旁，一声不响地当听众。这不但是因为我年纪最小，而且是由于他们人人争先恐后，哪有我插嘴的份儿！1988年我在北京请美籍女作家李黎吃饭，约了几位她也相熟的当年吴家客厅中的常客作陪，他们谈起当年对我的印象，说我是个“严肃的马列主义小姑娘”。其实我哪里是什么严肃，而是满腔的胆怯和惶恐。
我就是在这里听到了瞿白音、田念萱的名字，知道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朋友，知道田念萱在他们的圈子里被称作田姐。特别是吴祖光在北京的“客厅”中，除去那些多年老友之外，还发展了“四小才子”，其中一个曾在演剧队中当过儿童演员的田庄，就是田念萱的侄子。因此，当我第一次见到田念萱和瞿白音时，非但没有陌生感，而且简直就像是老朋友重逢。不但我如此，对于他们也是一样。大概他们在见到我之前也早已听到过我的名字了。用不到任何过场，大家立即进入了兴高采烈的高谈阔论状态。奇怪，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在吴祖光家中的那种拘束。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是我“自己”结识的，而吴祖光他们，是夏公的朋友，无形中我自觉比他们矮了一辈，“放肆”不起来。
我第一次见到田念萱，是在1954年底。由于工作机构调整，我原来的工作单位中共华东局宣传部被撤消了，新建了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夏公任书记，田念萱由华东文化部调到文委下属的文学处。我随夏公去文委到任时，和她首次见面。她当场就邀我到她家做客。在第一次去她家时，我认识了瞿白音。她（他）们两位欢迎我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我从一开始工作，就进入了大机关，接触的都是高级干部、文化界名人。作为一名“小鬼”，我几曾受到过这样的“礼遇”？我至今没闹清他们比我大多少岁，我也从来没感觉到过年龄上的隔阂。在他们面前，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请教、提问，不怕丢丑露乖，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地与她（他）们辩论，不必担心触犯她（他）们的自尊——在她（他）们身上极少文人常有的病态的自尊。在这里，真是不需要时时防范什么。而闲扯起来，田念萱真有点“人来疯”，而瞿白音比她更疯。这真让我开心。我的一直被约束着的喜怒哀乐形之于色的天性在此得到解放。我一下子就与她（他）们结成忘年的莫逆之交，成了他家经常的座上客。
当然，这个“客厅”首先吸引我的是她（他）们两位的学问。见面之前，我就知道瞿白音不仅是位名导演、名编剧，而且翻译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戏剧理论家之一。另外，在当年的进步的话剧运动中，他还是出色的组织者，担任过演剧队长。至于田念萱，则以才女著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