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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运动中，他还是出色的组织者，担任过演剧队长。至于田念萱，则以才女著称。她出身湖南书香门第，古典文学修养很好，诗词歌赋都来得，还和田老大（田汉）唱和过呢！才女，而且是湖南才女，让人肃然起敬！湖南多出才气冲天的人，还多出豪气冲天的人。相见之下，我发现田念萱果然名不虚传，在她身上兼备着才豪二气。相熟之后，我更悟到正是因为女主人具备这种气质，才能使得这样一群恃才傲物、仗义疏财、尽管业已功成名就却仍保留着波希米亚流浪汉作风的艺术家聚集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这个“田家客厅”。
每个“客厅”都反映了一定时期、一群文学艺术家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艺术风范。吴家客厅和田家客厅所散发的艺术气息，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过田家和我在同一个城市，走动起来更方便，因之，我不仅去得更多，从那里接受的影响也更大，无论是在艺术修养上，还是在为人处世方面。
我是在中学时代参加学生运动，然后直接进入机关工作的。我没接受过大学的正规学术训练。今天说来，这仍是我终身之憾。在凭着一腔热情中断了学业，参加工作几年之后，我就感觉到了这个致命的弱点，当时曾提出过做调干生进大学学习的要求，也未获批准。夏公虽对我时加指拨，我也不可能多麻烦他。于是，除去自己看书之外，那个客厅一度成为我最好的课堂。我提问，他们为我解疑。有时我还进一步提出质疑，与他们进行争论，许多必需的知识就来自这里。比如我的古典文学的知识就得益于田念萱。我很幸运在中学时代遇上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他“强迫”我们背了不少古典诗词和古文，但是他太偏爱李后主、花间派和陈情表、祭妹文一类文字，学生们也就都一路跟着做一些“不识愁滋味”而“强说愁”的诗人。田念萱则于兼容并蓄之间更属意于瘦骨嶙峋的李贺、慷慨高歌的苏轼、辛弃疾，同时也不排斥雍容清丽的黄仲则。我的一套保存至今的《两当轩集》就是她送我的。不知不觉之间，我拓宽了自己的鉴赏范围。再比如，我是受新文艺熏陶长大的，从小就对传统戏剧、地方戏曲有偏见，也是田念萱循循善诱地引导我迷上了昆曲，接受了川剧、汉剧等剧种，大大扩展了我的审美视野。这里还必须说到瞿白音，他在艺术趣味上更是不拘一格。他写于1962年的《创新独白》中所提出的“陈言务去”的呼吁，是他一贯的艺术主张。他激赏有新意的作品，在创作中自己也喜欢“出奇制胜”。在那个板板六十四、要求言必有据、将一切框得死死的年代，哪能容得下这种异端邪说。不久，这篇文章就被批成宣扬离经叛道——离马列主义经、叛社会主义之道的“大毒草”。为此，他吃了大苦头。然而这个主张却像种子一样埋入了我的心里，既言创作，必须出新意，不然何言之“创”？在文学艺术已经形成多元多彩局面的今天，回顾这段公案，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思，然而，在当年，敢于如此逆潮流而言者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22节 田念萱和她的客厅（2）
有才气，有见解，直言不讳，不懂得顾忌，不懂得自我保护，田、瞿二位都属这种恃才傲物的人。对于田念萱来讲，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文委文学处时，与一位老干部合不来。这位同志倒也不是一个刻板的人，而属于那种落拓不羁的浪荡才子型的人物。他出身于北方大地主家庭，口无遮拦，作风粗糙，田念萱觉得很难和他相处。正好1956年号召妇女回到家庭“干革命”，田念萱又发现自己患高血压，她就马上“响应号召”辞职回家。我们几个和她要好的朋友劝她慎重，三思之后再作决定，一直在社会上工作的人突然脱离社会岗位，不是容易适应的事。但她不为所动，执意离职而去。那真是一派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气概。她回家后虽写了几个电影剧本如《乔老爷上轿》、《万紫千红总是春》等等，但她到底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1961年成立上海文学研究所，她又重新加入古典组。后来一直在郭绍虞领导下参加《历代文论选》的编选工作。
她（他）们夫妇和经常到她（他）们家做客的大都是这样一类自有见解，除去对自己真心钦佩者外，对什么人也不买账的狂狷之士。恃才傲物往往又与仗义疏财相联系。他们这个客厅也不例外。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什么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艺术家们。这不是公家推行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而是各人自觉自愿竭尽所能掏腰包的“共产”。也许这与这些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在颠沛流离之中不断重新组合的集体生活有关。共同的命运将他们维系在一起，养成了不分彼此的习惯。但这也与他们的天性有关。有些在非常时期加入过这种集体的人，进入了正常生活状态之后，也就去营造平稳的生活了。我注意到有些在早年与他们也曾相濡以沫，但作风上唯恭唯谨或铢锱必计的人，后来和他们都拉开了距离。继续聚集在这个客厅里的都是些狂放豁达、不拘小节的人。望着他们，我曾想起夏公喜欢讲的田汉轶事。他说，在他们这个文艺圈子里有句有名的歇后语，就是：田老大请客——自己带钱。因为只要一有客人来，田汉都热情万状地接待，必定要拉客人到饭馆请吃饭，然而却往往饭后又掏不出钱来，只得客人们自己挖腰包来凑。他的热情是真心诚意的，只是顾不上考虑自己当时有钱没钱。田汉无论才气，还是作风，都堪称这个客厅的表率。像田汉一样，她家的大门也永远向朋友敞开。川流不断的客人中，有本市的，也有很多外地的。进到这里，不但坐下来有饭吃，如果需要，还可以留宿。来者不仅是体健的，病残的她（他）们更加悉心照料。比如电影、文学两界的热心人洪道，因脊椎严重强直，行动极为不便，来上海都住她家。到这里的，谈剧本的；找工作的，切磋技艺的，发牢骚、聊天的，形形色色样样都有，有的把该讲的讲光了拍拍屁股就走；有的讲够了还兴致勃勃地留下来吃饭。那些年幸亏有一位婆婆（她同学的亲戚）和一位孃孃（瞿白音的亲戚）帮助打理，不然怎么能随时都供应得出一桌饭菜。不但供应得出，而且田家的饭菜还以精美著称。孃孃烧得一手入味的江南风味的菜，田念萱的湖南菜堪称一绝，比我所吃过的湖南馆子烧得都好。菜好主人又殷勤，客人自然趋之若鹜。我所以说男女主人都是“人来疯”，因为只说他们待客殷勤还不够。他们见了人恨不得倾其所有，把所有的东西都贡献出来。人越多越兴奋。他们不仅欢迎旧友，并且同气相求地吸引新朋。比如部队出身的吴强，由于在华东文化部与田念萱共过事，十分相投，不久就被吸引进了他们的客厅，成了那里的常客，直至她（他）们夫妇双双谢世。瞿白音和吴强还进行过一次合作，即将吴强的《红日》搬上银幕。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两人讨论起来，那可真是坦诚相见。每遇意见相左，不仅可以争得面红耳赤，有时还通宵达旦不能罢休。遇上这种情况，田念萱还得给他们做夜宵。而这种激烈的争吵一点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尽管他们彼此出身、学养、经历都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同属胸无城府，童心未泯的人。是的，具有童心对他们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们喜欢年轻人，即使跨行跨业，只要性格相投，他们也一律欢迎。我在她家多次遇到与文艺毫无关系的年轻人。以我相熟者而言，我们共同的朋友黄屏的弟弟，我的两个弟弟，都是她（他）们的忘年交。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比与我更为悬殊。他们所从事的科技理工方面的专业，连我这个做姐姐的都没弄懂，也没兴趣弄懂，但是，当他们每次相聚时，她（他）们两位，尤其是瞿白音对弟弟的专业却表现出了那么大的兴趣，认真地向他们“讨教”，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讨论。我的两个弟弟一向不大喜欢文艺界人士，很少与我的文艺界朋友交往。他们觉得许多作家、艺术家华而不实，惯于哗众取宠，特别是有些人没弄懂就瞎卖弄一些科技名词。对这一点，他们特别反感，常常从报纸、杂志的文章中挑出一些例子来“口诛”一番。但他们对于田、瞿两位却既敬重又友善，认为她（他）们都是既热情又实在的人。
大门如此洞开的孟尝君式的做法，自然所费不赀，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瞿白音当年虽也算是位“三名三高”的人物，属于五六十年代的高薪阶层，也很难承受这样的开支。但是，我从来没有发现她（他）们担心过什么。她（他）们没有什么积蓄，因为她（他）们一向过这种有饭大家吃的生活。此外，瞿白音还患有痼疾，犯起病来是性命交关的事。医疗费是她家一项沉重的负担，即使自1949年他享受了公费医疗，但也不是一切费用都能报销的。因此，医药费始终是她家一项重要的开支。瞿白音的病是爱迪森氏病——肾上腺结核，不知现在医疗上是否有了什么好办法，当年是靠在皮下植入一块可以补充肾上腺的什么人体组织。可等到所补入的东西作用达不到要求的时候，就会发生生命危险。这种病还会导致全身色素沉淀，皮肤变黑。一次，他和夏公一起招待捷克电影代表团，客人将他误认为印度人。于是，夏公给他起了一个“印度王子”的绰号（夏公是很喜欢给人起绰号的），这个绰号后来就叫开了。这个绰号之所以贴切，除去肤色之外，还有双关含义，对于常人来说，很难不担心的家庭收支失衡的问题，她（他）们夫妇似乎不大在意。五十年代中期，瞿白音一次发病，十分危急，田念萱手中拮据，曾向顾而已（？）借过五百元。在当时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