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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在隔离审查中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他“结案”时的表现，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前面提到过，夏公对他一直很欣赏很器重，周扬同志似乎也如此。周扬曾说过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家。在他的问题即将“结案”时，我在宣传部文艺处听说，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做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他认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拒绝。领导层给了他逃出“阶级敌人”厄运的机会，他居然不接受。结果他是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来的。许多人为之惋惜，我则为之一惊！这是什么样的骨气！这种傲骨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我不由得修正了过去对他的成见。我开始悟到不能以某些浮面的表现来论人。他身上的“骄横”之气，并非无端的自负，其实包容着一副不屈的傲骨。人是需要骨气的，这样才能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
我是在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在刚成立不久的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组之后，带着几分钦敬的心情与他逐渐接近，也与他的家庭逐渐接近起来的。如果说更进一步的接近，那则是在“文革”之后了。
文研所小环境对他不错，无论是所一级领导郭绍虞先生和孔罗荪，还是组内的田念萱、黄屏，都对他有一份理解、一份同情，还有一份尊敬。在知识分子当中，获得同情不太难，而得到尊敬则大不易。我想，大家大概都和我一样，主要是为他这种保持住了独立人格的精神所感动。
应该说，他的真正的学术生涯是从此时开始的（如果更准确地说，则是从隔离审查后期、被允许看书的时候开始的。自那时起，阅读成了他全部生活内容），政治前途已然断送，社会交往也大大缩减（其实这时留下来的倒都是至交或新建的知交）。他开始逐渐走出流行的革命文学的限定，沉潜了下来，沉潜到对于学问的追究中去。“文革”后，我曾与他开玩笑说，如果您没有遭到接连而来的厄运，中国就少了一位大学问家，而多了一个作风峻急不太高明的文化官员。当时的文学研究所的所长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的蜚声海内外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是由此而来。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清华大学的王芳荃教授为他开辟了新的道路。获难之后，自六十年代起，他开始就黑格尔哲学、传统哲学求教于父亲的同学、好友——大学问家韦卓民、熊十力先生，这就为他铺平了学术研究之路。元化所研究的这些领域，博大精深，而我又特别拙于抽象的思考，所以对他所从事的研究，我没有资格置喙，不过当年也曾发生过一件滑稽的事。元化从那时起就有一个习惯（这习惯一直保持至今），每当他正在思考哪一方面的问题时，如有人来访，他必讲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不论你懂不懂，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就在这滔滔不绝中，他逐步形成、明确自己的新观点。因之对他所研究的问题我虽不懂，但我却能知道他这时的研究中心。“文革”后期，开展大规模的尊法批儒运动，尊韩非子为法家。元化开始对此问题进行思考。“四人帮”倒台前夕，他写就了《韩非论稿》给我看。我虽似懂非懂，但是他所作出的论断还是让我吓了一大跳。他说韩非思想以“术”为主，他所主张的以“术”治民，并非法治，而是正好相反的“君主本位主义”。这不是和当时的批儒评法运动、和对韩非的评价正好唱反调吗？特别是他对“术”的解释——说“术”主要指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运用，更是非常可能会被上纲为影射、攻击运动发动者，那不再一次引来殃及全家的大祸吗？我劝阻他千万别拿出去，等将来形势有所变化时再说。这件事让我更懂得了他这类知识分子，有言在心不得不发，哪怕杀头也得发出来，对自己以为是的，执著不屈。更可贵的是，他对自己也不断地进行反思，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甚至进行自我否定。当然，这是八、九十年代之后的事了。
元化同志在文研所这个阶段（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到“文革”结束），由于我的专业与他所研究的内容相距甚远，我又是一个不用功的人，因此对他的学术思想本身不甚了了。但在与他和他家庭的接触中，却逐步了解了他的家庭和成长背景。我一直认为，家庭环境、自幼所承受的家教对一个人的为人治学态度、对一个人的性格以至人格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元化得益于父母姊妹、妻子岳家可谓大矣。元化的画传已经出版，其中对这方面有详细的介绍，这里我不作过多重复。他的父亲王芳荃先生留学日本、美国，同情革命，大半生都任教于清华，与王国维、陈寅恪同事，与梅贻琦、赵元任诸先生更是通家之好。元化少年时代生活于书香清华，深受“清华精神”影响，因之对于清华感情深厚，诸大学中他独崇清华。他的母亲桂家更加了得。这位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太太不仅诗词歌赋都来得，还曾随夫去过日本。她的兄弟姐妹中多人留学美国和英国。元化深受姨母们的关爱。而元化自己的姐妹大多毕业于燕京。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元化在这个环境——家庭环境和清华校园中所受到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可想而知。元化又是个独子。他上有三位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在这些知书达礼的女性的包围之中，他所受到的宠爱，又是可想而知的了。每当元化发耿脾气的时候，我常常不伦地想到贾宝玉。他绝没有贾宝玉的多情，他一生专情于妻子张可，也是文坛美谈。但是，我总不免联想到那种“全家宠爱在一身”的境况。八十年代，一次我陪宗璞去看他。两位成长于清华园的作家讲到童年往事时，宗璞说，梅贻琦夫人讲到过当年清华园里称他为“老天爷”。这三个字太妙了，活脱脱道出一个又调皮、又任性，无法无天，也许还有点跋扈的公子哥儿形象。这与我最初见到他时的感受一脉相通。这个性格的来源，出自楚人的血脉。元化父母都是湖北人，元化自己常讲楚人性格暴烈。扬雄曾以“风飙以悍，气锐以刚”来形容。这种血性造就了他刚强、正直的一面，而家庭过分的宠爱，生活条件的优越，又助长了他的任性，而且养成一种众星捧月、惟我独尊的少爷脾气。关于后者，我这里讲一个小插曲。“文革”刚刚结束，一天早上我有事去他家。他正拥被坐在床上（当时他可没有客厅，只能登堂即入卧室），面前置放一个托盘，他正在床上用英式早餐呢！在那种非常时期，他仍保持如此的生活习惯。当时我脑子里立即跳出了四个字：落难公子。
这样的家庭环境，事事有人打理，也容易形成不谙世事、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遇到突然事件缺乏应变和承受能力的弱点。也就是说既狷傲又脆弱。我不知道我如此说是否有些夸张。从我认识他开始，我就发现他禁不住有些人的讨好（此人后为肃反小组成员，参加他的抄家，将抄出的东西作为笑柄散布）。及至走出厄运之后，这一弱点更加明显。他家来客走马灯似的川流不息。切磋学问、问学求教的固然不少，但也有不少是对他有所求的人。他似乎来者不拒，有时还有求而应。他对朋友有时倒很讲原则，而对我们看起来不必应承甚至不以为然的事，倒是经不起再三纠缠、拗不过人情面子而应承下来。我们有些朋友都觉得这不仅浪费他的时间，而且有些事处理得也不尽妥当，不免劝他学会拒绝。他十分无奈地说，我这人在这方面十分无能，可以说是窝囊。别人坚持不休，我就不好意思，不知该怎么办了。然后叹一口气，又说：我就是缺少这样一个帮我挡一挡的人。自认“窝囊”，需要一个帮自己“挡一挡”的人。这又道出他一切都需靠人打理的依赖心理。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4节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2）
尽管如此，刚直，不能屈从于任何压力，冒杀头的危险也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文革”中期，1970年又发生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一天，他突然主动站出来坦白自己有“翻案”思想，结果再度惹出祸事，并且牵累到家人。这件事与我还有一些关连。
“文革”开始，我们这些人统通被赶进“牛棚”，他算是算过旧账的“死老虎”，与我们这些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还有些不同。如果他“老实服罪”，埋头劳动，一切遵守命令，也许不会发生大问题。但是他按捺不住“破门而出”。1970年，我们都在郊县劳动，在张春桥命令下，上海要进行一次深挖“黑线人物”运动。上海作家协会（当时叫“文化四连”）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将我重新“挖”出来批斗（这一公案的详情我在此就不多说了）。我事先得到几位“革命群众”打过招呼，（当年“革命群众”实在不是铁板一块），告诉我将在次日早上“天天读”的时候，把我重新揪出来批斗。因此我倒事先有思想准备。斗争会进行到最后，班组“天天读”的负责人照例要做一个“杀一儆百”的总结发言，当他声色俱厉地喝道，我警告你们全体牛鬼蛇神，不要翘尾巴，翘尾巴是没有好下场的。话还没有落音，只见王元化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报告，我不但有翘尾巴思想，我还想翻案！一下子全场鸦雀无声。时在隆冬，我却感到全身冷汗淋淋。我抬起头，定定地望着他，真想大声喊，你这是干什么！他们只是要把我重新“揪”出来，有你什么事！而他对一切都熟视无睹，还接着往下说，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