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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把我重新“揪”出来，有你什么事！而他对一切都熟视无睹，还接着往下说，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着翻案机会。这几年我埋头研究莎士比亚，我又担心我对马克白斯、李尔王、奥赛罗的分析被怀疑为自己不满情绪的流露——这时会场上有人带头喊起口号：痛击翻案风、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等等，打断了他的话，于是，本来针对我的批斗新高潮转向了他。当时我简直对他的“迂腐”感到愤怒。对我的批斗是张春桥钦定在劫难逃，你这种自投罗网、自找苦头算是什么！对这些人、这种运动讲什么忠诚老实。他的问题自然升级，“死老虎”变成“活老虎”。抄家、审问又重新来过。他居然将他“翻案”的心理过程、他十几年来的苦闷情绪全无保留地倾泻出来，弄得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然后有一天下午，他突然离干校出走了。造反派去追，原来他准备回上海去取莎士比亚全集。不少人都觉得他精神崩溃了，而且想起在反胡风运动后期他一度患过心因性精神病。当然某些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想藉此扩大事态，不予承认。幸亏当时未进牛棚、当年参加过肃反小组工作的茹志鹃挺身而出说了话，并且坚持带他去精神病院作了检查，才算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这里我横插出几句，就我接触所及，当时的革命群众，工、军宣队当中，仍有头脑清醒，明事理、知是非的人。我个人也曾受到过这些“好心人”，有的甚至是夙不相识的好心人的关照和精神支持，至今我对他（她）们心怀敬意。
我觉得这次事件与拒绝承认胡风反革命集团性质的事同出一辙。通过这次事件，可以进一步看清他性格中的两面，既刚烈、神经却又不够坚韧粗壮。他的刚直的本性容不得虚伪。他既不能为自己把别人诬指为反革命，他也无法忍受被人冤枉为反革命。长期的委屈愤怨使他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出来。而这种爆发的形式，又显示出他诗人气质的一面：神经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有时会失去自我控制而崩溃。这一行为不但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还危及妻子张可。她不但作为妻子必得接受审查，还要受到强制揭发的折磨。更严重的是，张可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莎氏戏剧的教授，所受的牵连就更大了。
张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从反胡风到“文革”，她跟着担惊受怕，吃了那么多苦，从无一句怨言。王元化自己曾说：“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觉察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的流露。”她不但没有任何抱怨，而且对他呵护有加。
自从这次事件之后，我与他的家庭有了进一步的接近。我不仅去他在皋兰路上的他自己的家，有时还去富民路上他母亲的家。当然是秘密的。两个家庭，三个保护神般的女性。张可自不必说，关于这位出身名门，才貌双全，性情温厚的女性，近来介绍得够多了，我在此不再多说。他的母亲当时已过八旬，头脑不仅清楚而且冷静，对儿子的关切溢于言表，但对他的处境也清清楚楚，在“四人帮”粉碎之后，谋求平反办法的时候，她的意见都极有见地，而且她还直接给周扬写了申诉书。这真是一位刚毅而有见识的老太太。和他母亲同住的是他未婚的三姐桂碧清（从母姓）。她干练豁达，不但照顾着父母，而且以照顾元化全家为己任，简直像半个母亲。这个家庭真是遮风雨避严寒，她们让人想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不但是由于她们对于亲人的义无返顾的奉献精神，还有她们的教养。这也就是元化所以近乎天真地害怕“恶”、厌恶粗俗，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崇尚美好精致的来源了。如果没有这三位女性，我想不会有元化同志的今天。我太懂得这种爱和温暖的重要了。它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因为我也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如果没有这样的父母兄弟的支持，我想我也肯定过不了“文革”这一关的。
每次进入这个温馨的小天地（这个家庭的室内布置也始终是雅致整洁的），我们不但反反复复研究国家、个人的将来的命运，讨论元化的文章（如“韩非论稿”）和他的请求平反的报告，有时她们还有好饭招待。无论张可还是碧清姐姐，都做得一手好菜，无论中式西式都来得。吃着碧清姐姐做的意大利式沙拉，张可做的乡下浓汤和咖喱鸡饭，悄悄地讲着话（那时大家都总是觉得隔墙有耳，说话都是轻轻的）。“文革”以来，多年没有这种“聚会”了。加以我又是个喜欢西餐的人，简直不知今夕是何年了。真不知该说元化幸欤、不幸欤？在政治上，他半生坎坷，而在家庭生活中，他却得到幸福女神的如此垂青和眷顾。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又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他的问题才得到平反，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权力，而且在1983—84年还当过一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当然，这期间磕磕绊绊的事在不可免。比如，他牵连进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的公案，比如他曾主编新启蒙杂志事。在社会大转折、大变动时期，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检验的号召下，长期被禁锢的各种思想开始活跃。
1984年王元化与吴强等会见日本学者相浦杲、相浦绫子夫妇
前面的思想，不一定合乎时宜。显然，一切只能惟上级意图是从的仕途于他仍然是不合适的。最后，尘埃落定，他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应该说，回到独立思考的学者生活中去，使他得到一个幸福而辉煌的晚年。可惜的是，就在他1979年即将平反的前夕，张可高血压中风，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这成为他晚年幸福中无可弥补的遗憾。
七十年代末，他写作上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期。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有如井喷般地磅礴而出。除去前面讲到过的《韩非论稿》外，引人注目的还有《龚自珍思想笔记》。以我一个门外人的体会，这篇文章也许可以说是《韩》论的继续。（说老实话，我在这一部分讲到元化学术思想方面的成就，全属班门弄斧。这只是从一个尊敬他的门外人，来讲一些自己对于他学术品格的感受）。“四人帮”将龚自珍也定为法家，元化认为这是“将政治强加于学术的虚伪”，他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还他本来面目。他还写了一系列论黑格尔美学的文章，特别是其中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有关“知性”的发挥和论述，引起文艺理论界的极大兴趣。他在这一时期的压阵之作当属“文心雕龙”研究。元化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采取了以西方古典哲学、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相互阐释的方法，不但另辟了蹊径，取得了带有开创性的成果，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大大推动了国内国际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使得这一尘封已久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瑰宝重放光彩，也由此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了一门显学。
进入九十年代，元化更加远离一切杂务，摒除了种种干扰，真正静心于学问之间。他思考的中心则已从文学转向文化史、思想史。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不是可以说是对于政治民主和对于新文化传统两个方面的再思考？他对这两个方面的再思考，是不是可以说都涉及了各自的最根本的方面？关于前者，他于1992年写成的《与友人（李锐）论公意书》和后来陆续完成的《社约论三篇》，对于一直被人们奉为法国大革命宪章、民主法典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卢梭所主张的“公意说”，提出了质疑和深入探究。他说“公意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
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卢梭在设想公意超越了私意和众意，从而可以通过它来体现全体公众的权利、意愿和要求的时候，他原来是想通过它来为人类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可是没有料到竟流为乌托邦的空想，并且逐渐演变为独裁制度的依据。”请原谅我引用了这么长的两段话。这几篇文章，不知别人如何，对我可说是如醍醐灌顶，轰毁了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极其浅薄的理解，并引发我的重新思考。
关于后者，那就是他对于五四运动的再思考。自1966年起，他多次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估价》的问题进行演讲。他在肯定“五四”在个性解放、人的觉醒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同时，还认为“五四”只是停留在民主的表层，那时的民主思想是先天不足的。他提出要对当时流行的四种观念进行再认识，一是庸俗进化论观点，二是激进主义，三是功利主义，四是意图伦理。他不但在文章中，而且在大会小会上反复阐明自己的这些观点。
1992年王元化与作者在上海“孤岛”文学研讨会上
这些观点令人耳目为之一震，引起了学界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最为可贵的是，他在进行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总结的时候，不回避对于自己过去的认识也进行严肃的反思。他对历史的批判是尖锐的，对自己的剖析也是无情的。他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儿子，这场文化运动的正面的、负面的影响他都接受过。尽管他后来屡受“左”风的打击，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但他坦承自己也曾激进、也曾偏狭、也曾“左”过。他不对自己“文过饰非”。对这一点，我非常敬重。
现在文坛学界，不乏挂羊头、卖狗肉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