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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点，我非常敬重。
现在文坛学界，不乏挂羊头、卖狗肉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对别人是一套，对自己又另是一套。元化先生在学术上做到了心口如一，对人对己如一。这是需要勇气的，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
元化先生的治学态度的一丝不苟的作风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不仅大量阅读，对一些研究的重点著作还再三再四地反复阅读，阅读中不但做了大量的笔记，还在书上圈圈点点。书上的眉批边注密密麻麻、五颜六色——他每披阅一次所用的笔就换一种颜色。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可说是耗尽心血之作。
元化先生在性格和为人处世方面，也许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哪个人敢说自己没有弱点呢？然而，作为学者来说，他在学术思想上确实做到了诚实、勇敢、不阿世、不趋时、不屈从于压力、也不对自己护短，坚持住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思想。对于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种精神更可贵？这大概就是元化先生所以获得人们尊敬的最主要的原因，我想。
2001年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5节 仁者之风
——记钱谷融
去年初夏，听到钱谷融先生的弟子们准备为他做八十大寿的消息时，我着实吃了一惊。钱先生也八十岁了。八十岁还带研究生，还走南闯北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每到一处他还兴致勃勃地寻芳览胜，还寻找当地著名的美食。年过耄耋，谈话为文仍然思路清晰、观点鲜明，已是大不容易的事，而钱先生则对于生活也还保持如此强烈的兴致，全无老年人的懒散与淡漠，则更令人羡慕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年届八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仍然焕发着他一贯的风采，体现着他不老的精神风貌。
我非常喜欢为自己敬重的前辈做寿，特别是参加那种属于自愿结合的私人性质的生日聚会。我虽未曾在钱先生门下受过业——说来惭愧，我还在六十年代初参与过对钱先生的“伤害”，但我仍兴高采烈地向钱先生的弟子报了名：做寿一事算我一个。不巧的是，在他老人家生日的前夕（我真不好意思用老人家几个字。永远戴着一顶蓝灰色法兰西帽子，泛着红光的脸永远带着愉快的笑容，一派潇洒而自得其乐的样子的钱先生似乎无法与“老人家”的称呼挂上号），我离开了上海一段较长的时间，无论如何也无法参加他的寿庆了。虽然临行前再三拜托了机关同事，一定代我送上一个花篮，回来后也听说，钱先生在答谢中特意提了我的花篮，但我仍感遗憾。
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1960年春寒料峭的时候，就是在那场有名的上海作家协会四十九天批判会上。这场批判实在荒谬。从钱先生自己和其他人谈到这段公案的文章看来，其间过程不仅钱先生本人，而且文艺界很多人都不很了解。请允许我在此多饶舌几句。这场批判是由中宣部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打的旗号是“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重新估价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大意），实在的用意则是“破除对资产阶级文艺的迷信，以攀登无产阶级文艺高峰”。在上海展开的这场批判虽由作家协会出面组织，实际上是由市委宣传部直接指挥的。既是要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首先就得找出批判的对象，寻找符合批判要求的有代表性的论点和人物。自下而上几经筛选，钱先生的《文学是人学》被定为重点。另外一位重点是蒋孔阳先生，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也被扫到。这场批判，不仅旷日持久，进行了四十九天，而且声势浩大，调动了各大学文科——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中文系的学生到作协参加批判。年轻人气盛胆大，什么过头话都敢说，被当时的领导誉为“小钢炮”，因而备受瞩目。我当时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分工联系作协，因而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运动。到运动后期，由于中宣部认为上海组织得来势凶猛，可以此为导火线推动其他城市的批判运动，曾指示上海起草一个长篇新闻稿统发全国。后来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考虑到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横扫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的“国宝”，特别是苏俄的“国宝”，涉及国际关系问题而作罢。这就是这场批判运动的背景和来龙去脉。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见到钱先生和蒋先生的。当然，当时钱先生脸上没有我后来总是看到的那种温和的笑容，他的神情也不潇洒。但是，从他脸上也未见愤怒或惊惶失措之色。在一片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中，他只是低眉敛目木木地坐着，倒是我心中满怀忐忑不安。我自己也是由十九世纪俄、法文学哺育长大的，而且自知一直被目为没改造好、“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掉”的人，自己一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自从反胡风、特别是反右（反右期间整个文艺处被部领导批评为“右倾”）之后，自己惟恐“掉队”，再遇运动就紧跟慢赶，惟恐旗帜不鲜明。对于六十年代初这场批判中的主要论点，比如越是“精华”越反动，对读者的毒害越大；比如主张文学以“人”为中心，就是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就是反对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比如将“人性”、“人道主义”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所专有……自己既感到惶恐迷惑，又听得胆战心惊，越是觉得自己思想跟不上，越是在汇报会上或写报道时表现得宁“左”勿右。当然，无论怎样“表现”，到了“文化大革命”仍然在劫难逃。这些都是题外之话了。不过由此我一直对钱、蒋先生心怀愧疚。因此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我第一次见到钱、蒋二位时，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道歉。他们两位都全不在意。钱先生满面笑容地截断我的检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钱先生粲然而温厚的笑容，再三帮我开脱责任，让我释去愧疚。在这之后，他不仅对我心无芥蒂，而且凡我有事相求，不论在我做编辑时请他写文章，还是在我编《世纪的回响丛书》烦他写序时，他总是有求必应给我以帮助。
不仅对我，对于其他“伤害”过他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他无不如此。他很少回顾那一段往事。尽管他没戴上右派的帽子，但是却因思想异端当了足足三十八年讲师而未晋升。在他偶尔谈及我在文章中提到的那段历史时，他从不表现个人的不平，总是平静地将造成种种荒谬状况的责任归之于整个政治大背景。他认为那些当时大叫大喊批斗他的年轻人，都是受了骗，被利用，他原谅了他们的幼稚和无知。有时我都觉得他过于不记恨，是不是太温情，或者说是不是有点没有原则了。其实不然，他在为人和为文方面都是原则分明的，在为人方面，他对善与恶、是与非，都是清清楚楚的。最明显的是他对学生的态度。他可以称得上桃李满天下了，他的弟子们，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不论是哪个年代受业于他门下（有意思的是，他在担任讲师的时候就带研究生了，到1980年“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时，他仍未入申请副教授的名单。到第二次评职称时才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也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大都和他持亦师亦友的关系，每当谈到他的时候，爱戴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师生关系并非钱先生所独有。不过，钱先生对学生在爱护之中又严加管教。他在指导学业方面似乎很宽松，非常看重学生个性的发展。但是，在要求学生的治学为人的态度方面，又很严格。凡发现有人投机取巧，耍小聪明，不在学术之内求进取，而热衷于在学术之外做文章进行沽名钓誉，他绝不姑息，连以对弟子严格著称的王元化先生也一再称赞。我几次听到王先生当面对钱先生说，爱护青年，并不等于讨好、迁就青年人，我非常赞成你这一点。大概由于钱先生以这种宽严并济的方式带学生——既注意发扬他们各自的学术个性，又重视他们的修身养性，因而他的弟子们现已形成了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
在温和宽厚的外表下，坚守一定的原则，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人的关系上，在做学问方面他同样如此，他写的文章确实并不太多，但是读到他不久前出版的自选集《艺术·人·真诚》，你不由得不感到吃惊。选集内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是四十年。但你读来却似一气呵成，不但观点、立论前后一致，连文体、语气都前后相同。四十年不变！可这是怎么样的四十年，是从1957年到1998年变化多端的四十年。无论是在大风大浪之中，还是在风止浪静的时候，他都用同样的方式宣示同样的见解，以不变应万变。这种不变绝不是抱残守缺，固守成见。今天重读他写于1957年的《文学是人学》和写于1962年的《〈雷雨〉人物谈》，你不仅仍然兴味盎然，而且会发出惊叹，当年怎么会有人发表这等文字。须知《〈雷雨〉人物谈》，那是在经过了反右、反右倾和四十九天批判会之后发表的。这些人物论简直就是刚刚批判过的“文学是人学”的理论的直接运用。这些人物论毫无避讳地以“人”为中心来进行精到深入的性格分析，在发表的当时真称得上“惊世骇俗”。他的“人学”的主张固然属于文学的最基本的法则，但在高高举起阶级斗争大旗的六十年代有多少人还敢脱离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进行艺术分析，何况钱先生又是刚刚经历过两场批判的人？今日重读这些文章，真令人肃然起敬。当《〈雷雨〉人物谈》于八十年代初结集出版时，不仅得到圈内人士好评，而且赢得圈外文艺爱好者的兴趣。钱先生惠赠给我的一本，就被从事科技工作的张伯苓的孙女借去之后再也不归还了。到最近钱先生自选集出版之后，我再次重读，魅力仍不减当年。那种娓娓道来、鞭辟入里，细腻而不流于琐碎的分析仍然让你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