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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集出版之后，我再次重读，魅力仍不减当年。那种娓娓道来、鞭辟入里，细腻而不流于琐碎的分析仍然让你读得津津有味。当然，让人常读常新的文章远不止这两篇，比如《管窥蠡测》等无不如此。
钱先生的文章何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那大概是在于他的敢于坚持，在于他自选集《艺术·人·真诚》中所用的真诚二字，他对于自己认定是正确的东西，绝不动摇，不妥协，在沉重的压力下，他可以沉默，但他不苟且，不作违心之言。这种真诚使他的作品于柔韧之中具有一种令人肃然的力量。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他文章永葆青春，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坚持的是合理的。随着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自然也随之变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国门打开，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美学思潮、文学流派一拥而入，现代、后现代、结构、解构、宏大叙事、凡人小事、深入内心潜意识、平面化描写……同时到来，从叙事方法，到内容意义、价值取向、语言等等方面，都形成多元并存。在这种纷杂繁复的局面中，钱先生的主张仍能以不变应万变地屹立其中，是他的主张抓住了文学的根本。从观念到方法，纵然千变万化，却脱离不了以人为中心。淡化情节，强调氛围，人也仍然是中心。所谓消解情节，专注人的深层心理，揭示的还不是人情人性？所谓氛围，也仍然是人对环境的感受。而钱先生的文章正是在人情人性上理解得透彻、分析得精当，这就使他立于不败之地。
钱先生虽然固守一家之说，却从来不强人从己，也不排斥其他主张。我与钱先生共同参加过一些作品讨论会和评奖活动，他很少与人争论，只是直抒己见，对于被徐中玉先生批评为“偏激”的我，他也没有表现过疾言厉色，那种温厚宽容的态度让我感动。
仁者寿，温仁宽厚，心地广阔，超脱世俗的计较，不以浮名为意，喜欢和年轻人交往，容得下并且欣赏有才气的年轻人，并且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各种各样的乐趣，这大概是钱先生不老的原因。这也一定会使钱先生长寿。
1999年4月6日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6节 聂华苓和安格尔
九月初，我接连接到几位朋友的电话，他们都说，你怎么犯胡涂，连聂华苓和於梨华都搞不清楚了。我瞠目不知所以。原来有一家杂志刊载了一篇淳子对聂华苓的采访录，其中所配的两张照片却都是於梨华，其中一张又是我和於两人合影的。我过去也从未见到过这张照片，也不知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拍的。照片提供者闹了个大笑话，殃及到我本人。我怎么解释人家都不信，还说你在照片里正讲得“神采飞扬”。这可真是无妄之灾。过了一阵，又碰到几位相熟却不同行的朋友，他们带着一种像是揭穿狡计的笑容对我说：哈，原来东方台的主持人淳子是你的化名呀！这更让我吃惊，原来误会的来源还是来自那张我和於梨华的照片，文章的作者是淳子，误会的朋友说，你在照片中又正在讲话，就以为是你在进行采访呢！我说，如果淳子就是我，我的年龄就倒回去了二十多岁，那我可开心坏了。——不知我的朋友淳子得知自己年龄凭空被人增加了二十多岁作何感想！
闹了这么多笑话，我赶快找这篇文章看了一下。淳子的采访录整理得不错，提问简练，聂华苓的答语传神，如闻其声。特别是讲到安格尔、安格尔家园——鹿园很让人为之动容。正巧第五期《小说界》又发表了聂华苓的《鹿园情事》。这期杂志并以聂华苓为封面，谢天谢地没有弄错。照片上聂华苓表情雍容沉静。文章则全部讲的是与安格尔的“情事”——相识、相爱、结合的过程，这还是上部，因此还未涉及与安格尔天人两隔的永诀。文章采取对话的形式絮絮写来，情真意切，并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某杂志将聂华苓与於梨华弄错，除去她俩在大陆的知名度相仿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她们的二度婚姻的丈夫都是美国的知名作家、教授，而且都是中美婚姻中的成功者。不少人以为不同民族的人相互通婚时，由于彼此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等的差异，可能给家庭生活带来一定的隔阂或障碍。但是从她们两位的婚姻状况看来，婚姻成败的基础主要在于相互之间的感情、理解和对于对方的持久的欣赏。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之间，也许对于不同的文化倒会产生更多的兴趣。人类各个民族有着很多相通的东西，特别是经过文明的熏陶、去除过多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后。这两对夫妇之间所形之于外的那种相互吸引和倾慕（这当然是一种西方式的感情表现），起初让我惊异，继而让我感动。
於梨华的事这里暂时不说了。
聂华苓与安格尔的结婚照。聂华苓说：爱情是两份孤独，相护，相抚，喜相逢。
我第一次见到聂华苓，是她1980年偕安格尔首次来上海的时候。她来大陆则已不是首次。我记得她带来了1978年第一次回大陆访问后所写的散文集《三十年后》，并分赠给我们。无论在座谈会上，还是在宴会上，安格尔和聂华苓都亲热非凡，安格尔对聂华苓照顾备至。特别是在每次看戏的时候，自始至终安格尔都用臂环拥住聂华苓。在当时，有人对这种表现不大习惯，觉得这种表现未免有些“戏剧化”。
后来，聂华苓和安格尔几乎每两年来一次中国。我也陆续读了聂华苓的作品。我逐渐对聂华苓和她与安格尔的关系有了较多的了解。
在大陆之外的地区，一个人无论如何热爱写作，为了谋生他还必须有一份职业，很少有人能够专业从事写作，除非是畅销书作者，或者丈夫有稳定工作，并且愿意支持妻子写作。必须养家糊口，还能坚持创作不辍，这就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聂华苓的首次婚姻，尽管是大学同学、自由恋爱，而且门当户对，但是由于志不同道不合，一旦生活出现大变动，婚姻就难以维持下去了。习惯于大少爷闲散生活的丈夫，拖着一大家子人来到台湾，缺乏自我奋斗的创业精神，无法适应艰苦的新环境，立即显现出意志颓唐、精神萎靡不振，连起码的家庭责任都不能负担，于是婚姻也就解体了。聂华苓不得不单独承担起两个女儿、还包括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在内的全家的生活重担。当时她在台湾的自由主义派的雷震的《自由中国》任职，这时，她不仅承受了经济和婚姻破裂的压力，还承受着来自台湾当局的政治压力。可以想象得出，一个刚过二十岁的年轻女子拖着这样一部负载沉重的独轮车一步一步逆风而行的步履是何等艰难。她的这段生活经验和情绪在《台湾轶事》中得到充分表现。在这部短篇集中出现的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外省人，生活得艰辛、凄凉与无奈，但不肯屈服认命。作品全无脂粉气，根本不会联想到它们是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从作品中让人看到隐藏在她娇小的身躯内的坚强的性格，这位在生活中非常女性化的作家可称得上外柔内刚。
她与安格尔在1963年的相遇和一见钟情，不仅对她，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生活上的一大转折。在当时，两个人都极需一个感情上、事业上的支持者。安格尔的家庭也出了问题，妻子神经不正常。聂华苓的家庭早已出现危机，而且由于《自由中国》的被查封，工作、生活都面临困境。巨大的爱情力量超度了两个极端痛苦困顿的灵魂，使两个人的心灵获得重生。这是我到Iowa才知道的。
1987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正逢安格尔和聂华苓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成立二十周年，他们邀请了当时正在美访问的几位大陆作家。应邀的几个人中刘心武和我是第一次到Iowa。在Iowa，我充分感受到了聂华苓和安格尔对朋友的细致周到和热情的关心，并且对他们两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到Iowa，抵达当天在晚饭后聂华苓就接我和心武两人去她家。她家地处一座小山坡的半山腰上，四周丛林掩映，十分安静。房子相当大，二楼客厅周围的门楣和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脸谱，亚洲的、非洲的都有，色彩斑斓且平添了一种热闹而温暖的气氛。坐在宽大的客厅里，随着聊天的逐步展开，聂华苓开始讲述她的经历，特别是她和安格尔的故事，也就是写在《鹿园情事》中的那些往事。逐渐地我明白了他们俩的人前表现，绝不是一种程式化的礼貌，也不是一种夸张的罗曼蒂克的表演，而是发自于内心的对于彼此感情的珍惜。这是一种绝处逢生、生死相依的感情的表现。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的相遇相知，无论是聂华苓还是安格尔的生命都是不完整的。听了聂华苓的叙述，我受了极大的感动。
也就是在这一次，我才知道，聂华苓不仅仅是一位矜持的淑女。她感情强烈，她也会大笑，也会大哭。
也就是在这一次，我才发现，不仅她在安格尔面前是个依人小鸟，同时安格尔在她身边又是一个顽童。尽管安格尔长她十多岁，身躯又高大，而且不懂中国话，但在她与客人讲话的时候，他自始至终都陪在旁边，专注地听着，在他感觉到是讲述到他的时候，他就会轻轻地唤一声：Hualing，他竭力使这个发音接近中国音（后来我每打电话，他都是这样叫聂华苓），
１９８７年的全家福。聂华苓和安格尔与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两个外孙。现已时过境迁，安格尔谢世，二女婿李欧梵已与女儿兰兰仳离。
并着急地对我说：Just a moment！ Li！那声音和表情都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温驯的孩子。这真是一幅奇妙的情景。
那次聊天进行到一半时，安格尔开始坐立不安，不断站起来走向厨房。他和聂华苓商量了一下，然后很郑重又带些调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