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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聊天进行到一半时，安格尔开始坐立不安，不断站起来走向厨房。他和聂华苓商量了一下，然后很郑重又带些调皮地对我们说，我准备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家的好朋友，我现在要去等待他们。聂华苓等他走后笑着对我们说，他们家后面的山上有鹿和浣熊，安格尔每天用面包和鹿食喂它们。它们差不多每晚都到他们后门来，这是安格尔每天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事自然也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但是那天晚上，它们迟迟未出现。安格尔逐渐显现焦躁情绪，聂华苓不断拍拍他的手背，望着他的眼神真可以用得上“爱怜横溢”四个字来形容。快到午夜的时候，它们终于来了。先来的是一只鹿。安格尔踮着脚叫我们到厨房去，透过玻璃窗朝外看，并在嘴唇前竖起食指，叫我们不要出声惊动了它。好美丽的鹿，它从容安详而优美地站在距房子不远处，朝黑暗的窗子望来。它似乎知道这里有人在欣赏着它，站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寻找食物咀嚼。没有多久，一小群鹿络绎而来，安格尔小声数着，最后兴奋地低声欢呼：十二个！但是，他又有些失望和遗憾地说：浣熊没有来！聂华苓安慰他说：不要紧，他们还要到我们家来的，看得到的。就在这时，浣熊出现了，它胆小地，左顾右盼地缓缓走来。安格尔的得意就别提了，像是把他的整个家族都介绍给我们了一样。
真是可爱的童心。不知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太贫穷，因为生活得太压抑，我们这里具有童心的人太少了。不论在哪里，我每见到这种童心的表现都要落泪。
它是人类最真纯的感情之一。在西方国家，我们常常见到人们在动物面前，不只是对家庭宠物，特别是对野生动物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童心。在教堂前踱步的鸽子，在河水里嬉戏的鸭子，悠然自在，任凭人来人往。因为不仅没有人伤害它们，而且连恶作剧地加以惊扰的事都不会发生。我觉得这比娇养宠物更见童心和人性。当然，在当今如此复杂而且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人们为了自我保护和生存，不得不变得圆通世故，有人甚至变得狡诈，但是，在有些人的身上还不时闪现未曾全部泯灭的童心，这真像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一汪泉水，让人觉得弥足珍贵。
安格尔的童心还表现在对人的热诚上。在接受过他邀请招待的人中间这是有口皆碑的。他对我1987年在芝加哥遭劫所表现出来的焦急和关切，使我感受尤深。我的手提袋被抢，连同返回纽约的机票也一道被抢去了。这张机票是聂华苓给我买的，我打电话去查存根准备报失，接电话的是安格尔，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着急地大叫“Hualing，Hualing”，然后不停地和我说话，从语调和我听得懂的片言只语间，我明白他在竭力安慰我，要我不要着急，尽管他也知道我的英语程度极差。我那次被抢，虽然经济上所受损失很大，但精神上得到的安慰和支持却更大。这件事几乎惊动了我所有的学界的朋友们，每天慰问电话不断，有些学者甚至要捐钱给我，连我被劫后去演讲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包括台港同学）都要从他们的学生会基金中捐钱给我。我非常感动，但都坚决谢绝了。只是安格尔不声不响从Iowa的一个学术研究基金中申请了五百美金，将基金会签发的那张支票寄给了我。因为这是研究基金我收下了。这笔钱支持我走完了那次在美国的余下的路程。
自从在Iowa作客后，我感到聂华苓是幸福的。虽然我不懂安格尔的诗，不知道作为作家他到底有多大的才气，但是作为
1998年聂华苓来上海，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朋友欢聚。
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宽厚的、天真未泯而且对生活充满情趣的人。聂华苓在讲到安格尔的时候，不断重复一句话：“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这不是一句虚饰的话。
这是一种经历过坎坷之后得到的幸福，是一种得来不易的幸福。当然，这是需要双方小心呵护才能至终完整如初。1988年他们两位一起最后一次来大陆。当时，聂华苓刚刚办好提前退休的手续，她的新任也和她一齐来了。当时有朋友问她为什么要提前退休，她答，安格尔年事已高，时间无多，她要用全部时间与他厮守，两个人一起完成共同的和各自的回忆录。听她这样讲我一方面很感动，另一方面对厮守二字也感到一种凄凉。谁知一语成谶。不过一年多，安格尔就在准备启程去东欧时，在芝加哥机场心脏病猝发突然去世。消息传来，她在上海的朋友们都十分震惊。身体那么健康精力那么充沛的安格尔怎么这样说走就走了？别是他开玩笑吓吓他的亲爱的华苓吧？说不定他又会张开眼睛调皮地向她眨一眨，说，你看，我不是醒了？当然，这只不过是幻想。安格尔就这样一句话也没留下地走了，聂华苓怎么办呢？守着那冷冷落落的半山坡上的房子怎么办呢？到了大雪封山的漫长的冬天怎么办呢？朋友们为聂华苓担心，不约而同纷纷打电话寄信邀请她来上海作客散心。当然，在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下，她不会外出作客。
我们远远地关注着她。在困难中，聂华苓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又显示出来了。而且，她毕竟是一位作家，只要写作的欲望不灭，她就会从伤痛中走出来。况且她与安格尔是由于文学而结合的，
2002年聂华苓偕Iowa国际写作计划新负责人来上海，过去受到过聂华苓接待的全部上海作家和尚未去过Iowa的一些作家来到上海作协与聂华苓欢聚。聂华苓最近说，她已不想再作跋山涉水的远程旅行，此行可能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了。
只有写作才能给她“再生”的力量。当我们知道她已经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就放下心来了。于是有了这部《鹿园情事》和另一部由她整理的《安格尔轶事》。
聂华苓的作品大多反映了她在一定时期的心态。其实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是如此，从作品中可以体会得出作家写作的时候是处于忧虑焦灼，还是心浮气躁，或者是心平气和的状态。《台湾轶事》是聂华苓初到台湾时的艰窘困顿的生活状态的反映。《桑青与桃红》反映的是她自台湾被放逐到美国寻找依归的骚动不安的心路历程。《千山外，水长流》则显得和缓舒展，这自然与她在“安格尔家园”中安顿下来有关。《鹿园情事》虽然我还只读了开头一部分，但我已感到作家于沉静中埋藏着仍不断求新求变化的写作野心。
1994年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7节 於梨华和她的《别西冷花园》
於梨华的散文集《别西冷花园》首先在上海（而不是台湾）出版了。她的小说几可等身，而出版散文集这倒是第一本。我是在正为骨质疏松之痛折磨的时候收到了它。一口气读下来，它几乎让我暂时忘记了病痛。它的吸引力来自文章内所充满的带有强烈冲击力的感情。加以她所写到的有些人和事，是我有所接触和了解的，对我来说，更增加了几分亲切感。
於梨华的小说是我最早读到的台湾小说，於梨华本人也是我最早结识的由台湾到美国的华文作家之一。对这批作家来说，我大部分是先接触到文然后见到人的。先读到作品，由作品揣度人，相见之下，往往会感到出乎想象之外。而於梨华则不然，那真是文如其人。快人快语，热情溢于言表，几句话交谈下来，以为投机，就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对方看。人是这样，作品也如此。被奉为新留学生文学开山鼻祖的《又见棕榈》所以具有深远的影响，除去题材应时之外，更主要的是以真情实感动人。今天读来，仍可感应到当年牟天磊的，也是作者自己的无以解脱的矛盾、彷徨苦闷的心情。於梨华的其他小说无不如此。比如表现社会向商业化转型之后出现的家庭破碎的悲剧，比如表现在异国院校争取教席的艰苦辛酸的经历，无不以酣畅淋漓的感情打动读者。
这种一无遮拦、直抒胸臆的感情表达方式，较之小说，其实更适合于散文。於梨华散文虽不多见，但每发表一篇几乎都引起过人们关注。毕竟是位小说家，以描绘人物、铺排故事见长，这种特点不免带入散文，形成她的散文的将情融入人和事的记叙的特色。
她写游记，很少单纯写景，往往注意力很快地就从景转入到当地的人：人的生存状态和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匆匆来去巴西》、《南斯拉夫点滴》、《印度·印度人·印度女人》无不如此，都是紧紧抓住不同社会的特点，写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特别是女人。对于各地景色，却是匆匆带过，景成为人的衬托，包括对于美丽的斯洛文尼亚的伯莱德。在1984—1985年之间，我与梨华正好在这小城擦肩而过。我曾为这个小城的如诗如画的风景惊叹不已。但梨华却来不及欣赏，她自己也说，尽管南斯拉夫有些城市“风景佳丽”、“秀色绝伦”，“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景，而是人”。至于那些寻访自己过去足迹的文章，比如重返台湾，又见旧金山之类的文字，更理所当然地进行忆人怀旧。旧地重游，不过是提供忆旧的契机，藉以抒发自己的，或记叙他人——亲友、同学的酸甜苦辣的人生历程。
梨华散文中最出色的，我以为是那些直接写文友、写亲情的篇章。两篇写文友的，她一反那种痛快淋漓，不加节制的写法，写得细腻、小心，似乎生怕碰坏什么宝贵的东西。忆张爱玲那篇《来也匆匆……》，她紧紧抓住“匆匆”二字。她邀请张爱玲从波士顿来纽约到她授课的大学演讲，飞机误点，
时间紧迫，但张爱玲仍“步伐悠缓”，到课堂时已迟到廿分钟，她仍不慌不忙地“在镜前掠一下头发，
审视一下脸上十分清淡的化妆”，演讲提问“时间已到，立即走下台来，对于为她准备的茶点，她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