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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会邀请了各省市教会的重要领导人来参加。四月十三日王先生也收到一份请帖； 不是印的； 而是手写的； 并且派专人送到东城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 上面写着说：
“本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拟于四月十六日在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 请台端参加。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启”
王先生接到这份请帖后； 立即回信说：
“敝会堂从创立迄今； 向未接受外国津贴； 此项会议自不便参加。
北京基督徒会堂”
这封信是寄到政务院去的。但刘良模先生却在大会中放出风声来说：
“王明道接到政府的请帖； 他不来参加； 这是什么思想？ 这是反苏、反共！”
王先生听了这话以后就说：“这跟反苏、反共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接受外国津贴； 我有什么理由去参加‘接受外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 不参加； 这不是很对吗？”
这次会议是在四月十六日开始的。大会刚开始的时候； 王先生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陈崇桂； 你在家么？ 我想来看看你。”
“来吧； 我在家等你。”
一会儿他就来了。过去他们彼此之间很熟悉； 所以见面头一句话他就问王先生：
“大会请你去参加了吗？”
“请了。”
“你去不去？”
“我不去。”王先生说；“因为大会是为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我没有接受过美国津贴； 我没有理由参加。”
“我原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意思；”陈牧师敷衍着说；“我到了飞机场临上飞机的时候； 他们才把这个通知给我； 说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王先生事后对人说：“陈崇桂这个话是谎言。他在重庆创立了一个重庆神学院。我说基督徒会堂是中国人办的； 他也说重庆神学院是中国人办的。既然是中国人办的； 你何必参加这个会呢？ 其实重庆神学院不全是中国人办的； 也有外国人参加。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得不参加的。”
开会的那几天； 还有好几个人都去看过王先生； 内中有徐州的王恒心； 长春的李荣如等。此外还有好几位认识王先生的人； 在参加大会的那个礼拜天都去王先生的教会聚会。
大会开始的第一天；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陆定一副主任在会议上讲了话。首先他说明这个会议的目的； 是根据政务院上一年十二月廿九日的决定； 鼓励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使之变成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他讲到爱国主义； 也讲到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阴谋。最后他提出对基督教徒的期望； 即“站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之下； 在伟大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 与人民政府团结起来； 在人民政府的指导下； 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现在全国有三大运动正在进行； 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希望中国基督教徒积极拥护和参加这三大运动。”（注一） 一言以蔽之； 就是要教会和基督的信徒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
然后； 大会进行了“有重大意义”的控诉运动。首先控诉到中国来的西国传教士毕范宇、骆爱华等； 以及中国的传道人朱友渔、陈文渊、梁小初、顾仁恩等。
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牧师在大会上； 以《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为题； 控诉了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 以及司徒雷登等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说帝国主义是利用传教士为它开辟侵略中国的道路。同时他也控诉了美国一些基督教牧师和传教士对以西结书三十八和三十九章等几处圣经的解释。但他在控诉词中也清楚说明； 这些解释在中国基督教会内传布得并不多。（注二）
另一篇比较知名的控诉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对毕范宇的控诉； 控诉他在中华基督教会的活动； 主要是他与母会的关系。
会上颇为引人瞩目的； 是一位从青岛来的姓王的代表。他控诉顾仁恩在青岛造谣和被捕的事。控诉完了； 就问听众：
“这样的人； 该杀不该杀？”
台下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该杀！” 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就注销消息来说：“台下一片怒吼：‘该杀！ 该杀！’”
这些控诉实际上成了以后全国控诉的样板。
从这次会议里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并推举吴耀宗为主席； 刘良模为书记。会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异议； 三自会就这样成立了。
这次会议之后；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分别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他们对大会的感想。吴耀宗先生说：
“这个会议是基督教空前的爱国大团结。由于宗派的分歧和信仰的差异； 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 在政府领导之下； 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他在文章中说明这次会议的目标是：
“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 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在谈到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时； 他说：
“会议的第一个成就； 就是使出席的绝大多数的代表们得到一个新的观点； 那就是： 清楚地认识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会议的第二个成就； 就是两天的控诉大会。在目前国内镇压反革命的怒潮中； 控诉已经成为大家所熟悉了、习惯了的事； 然而在基督教的群众里； 控诉却还是一件完全新鲜的事； 不只是一件新鲜的事； 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在福音书中； 耶稣曾说过：‘不要论断人； 免得被人论断。’一般基督徒都牢牢地记住这个教训。控诉不只是‘论断’； 它也是审判； 是定罪； 似乎控诉是和耶稣的教训背道而驰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我以为不是的。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 是叫我们不要从自私和骄傲的观点出发； 吹毛求疵地在别人身上找过错； 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所有的； 也许是更大更多的弱点。控诉却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的。马太福音第廿三章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他不但以正义的呼声来反对罪恶； 他也以勇敢的行动来打击罪恶。他拿着鞭子把利用宗教仪式来进行剥削的人们赶出圣殿。”（注三）
对于控诉； 王先生说：“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过控诉的事。”他认为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控诉； 因为主所责备的是社会上某一阶层的人的罪； 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他恨的是罪； 而不是人。他是把罪和人完全分开； 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叫人悔改离弃罪、归向神； 这完全是宗教方面的事。控诉适巧相反； 他针对的是人； 把这个人的缺点、错误或是罪恶公之于众； 对他加以批评或攻击； 并且让人对他产生一种痛恨的情绪； 藉以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所以无论从动机或是作法上来看； 主的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与吴先生所提倡的控诉都是完全两样的事。根据主的教训； 基督徒犯罪； 不管属于哪个类型； 都要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办法处理； 而不可以用开控诉会的办法对待弟兄犯罪的问题； 对待教会的长老或主的仆人更不可如此。
刘良模先生也以《划时代的大会》为题发表了他的感想。他说：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这个大会以前； 是中国基督徒依赖着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 也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时代； 这个大会以后； 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发展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的时代； 也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对祖国与世界和平能够有极大贡献的时代。
“在这个大会里； 陆定一副主任的报告； 使我们认识了祖国的可爱； 与帝国主义的可恨。过去有很多基督徒不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 现在大家如同大梦初醒； 恍然大悟。于是我们就动起手来；开始做从基督教里面挖出帝国主义老根的工作； 我们就开始控诉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控诉中间； 我们也就同时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是一个极痛苦的过程。有好几位同道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可是在大彻大悟以后； 就觉得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嘱咐； 用控诉学习的方法； 努力肃清教会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 努力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努力建设三自教会。我们要洁净上帝的圣殿； 并把主的教会建筑在坚固的盘石上。”（注四）
从刘先生的文章里；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信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信仰。他把一个人政治思想上的转变； 从想不通到想通了 （也就是他所谓的“大彻大悟”）； 说成“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其实这与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毫无任何共同之处。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都是青年会的。前者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 后者是事工组主任。王先生对于青年会讲过这样一段话：
“青年会一般人认为是基督教团体。它哪里是基督教团体呀？ 它是毁坏基督教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人搞的那个‘华北基督教团’； 头一步是先组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 那个会长就是北京青年会的总干事周冠卿。过了几个月； 他们把‘联合促进会’改组成‘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时； 就把周换掉了； 因为青年会不能领导教会。现在这次大会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就把青年会也包括进去了。如果只说是基督教； 青年会就不包括在内。所以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名词想的真周到。”
吴、刘两位的信仰都是现代派的。他们的责任是领导中国教会走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王先生对吴耀宗先生的信仰曾有过一番论述； 他说：
“中国不信有上帝的基督徒； 著名的有两位： 一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