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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在宇宙范围内，宇宙学却把我们带到1010光年的数量级，即所谓“宇宙的年龄”。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生物工艺和信息技术的新进展，将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根本的变化。
与这些量的增长相提并论的是质的深刻变化，其反响不仅远远超出科学的本来意义，而且还影响到自然界的“映象”。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他们要表述的是符合真正理性定义的普遍图式。正如伯林在《反潮流》的导言中极好地表达的那样，“他们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宇宙的统一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他们寻求广泛的结构，这结构中不应对‘自然发生’或‘自动发展’留下空隙，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应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可以用不变的普遍定律来解释”。
这种寻找普遍图式的企图确实有过富有戏剧性的似乎接近成功的时刻。提到这种时刻，人们会想起玻尔对原子模型的著名表述，他的原子模型把物质归纳为电子和质子组成的简单的行星系统。另一次大的振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爱因斯坦想把物理学的一切定律都压缩到一个“统一场论”中去的时刻，这个巨大的梦想今天已经破灭了。无论向哪里看去，我们发现的都是进化、多样化和不稳定。令人惊奇的是，无论在基本粒子领域中，在生物学中，还是在天体物理学中（它研究膨胀着的宇宙以及在黑洞的形成中达到其顶点的恒星进化），都是这样的。
人们对自然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向着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发展的根本变化。我们要在本书中加以分析的，正是这种在科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形势。
经典科学把重点放在与时间无关的定律上。一旦给定了初始条件，这些永恒的定律决定了永久的未来，就像它们已经决定了过去一样。这样的观点唤起了我们的热忱，因为它启示我们：世界对于人的精神来说是有智能的。不过，它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以这种方式“解释”的世界，就像是一个自动机，一个机器人。众所周知，驱使希腊原子论者德漠克里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工作的动力之一就是，他们想把人们从害怕之中，从无知的恐惧、神的愤怒之中解放出来。卢克莱修一再重复，我们无所惧怕，世界只是“原子”和“虚空”，而没有别的。我们必须克服我们感觉的幻影，去更深刻地探讨现实性的意义：
你切不要怀疑我的话，
说我们的眼睛并没有看见事物的始基；
因为，你该记住那些别的东西，
人们知道它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但是它们却不能被我们看见。
这种对于物质世界，对于原子和虚空的描写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提出了莱诺伯（Lenoble）称之为“现代人的忧虑”的情形：怎能在这原子的随机世界中认出我们自己呢？科学是根据人和自然决裂这种思想定义的吗？“一切物体，苍穹、星辰、地球及其王国，都不等同于哪怕最低级的思维，因为思维在自身中知道所有这些物体，而这些物体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帕斯卡的箴言表达了这种疏远的感情。这种感情我们也在杰出的科学家如莫诺那里找到了：“人们终将从其千年致福的美梦中醒来，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走向其完全的寂寞和根本的孤立。现在，只要他终于实现了这些，他就会像吉卜赛人一样生活在异乡世界的境界。这异乡世界对他的音乐毫不欣赏，对他的希望如同对他的受苦和犯罪一样无动于衷。”
如李约瑟强调的，西方思想总是在作为自动机的世界和作为上帝主宰宇宙的神学世界之间摇摆。李约瑟把这叫做“欧洲精神分裂的特点”。我们真的必须做出这个悲剧的选择吗？我们必须在导致“精神错乱”的科学与关于自然界的某种反科学的形而上学观点作出取舍吗？本书的目的是要表明，这个选择不再必要了，科学今天所经历的变化导致一种全新的局面。科学的兴趣正从简单性向着复杂性转变。对于微观世界简单性的信念已经被打破了。这个转变引导我们把重点放到新概念和新方法上。阿瑟·爱丁顿在他的极好的著作《物质世界的本性》一书中，引入了第一级定律与第二级定律的区分。“第一级定律”控制着单个粒子的行为；“第二级定律”可适于原子或分子的集合。第二级定律的一个杰出范例、就是引进了“熵”这个概念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爱丁顿写道：“从科学的哲学观点来看，我认为，与熵相连的概念一定会作为19世纪的伟大贡献列入科学的思想之中。因为它标志了自这样一种观点的反动，即科学需要予以注意的任何事物都是用对客体的微观解剖来发现的。”我们觉得爱丁顿正在创立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诚然，当代科学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功确实涉及到在微观水平如分子、原子或基本粒子水平上的发现。例如，分子生物学由于孤立出在生命机制中起根本作用的特殊分子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这个成功是如此压倒一切，以至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研究的目的，按爱丁顿的说法，已变成“对客体的微观解剖”了。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这种表述是在19世纪中完成的，但从那时以来，研究复杂系统的倾向一直继续着。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的兴趣正从“实体”转变到“关系”，转变到“信息”，转变到“时间”上。这样说虽然有点过于简化。科学的这个最新的进化给予我们一个难逢的机会去考虑科学在总的文化框架中的地位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科学是在欧洲，在17世纪的特定脉络中发源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末，科学似乎给我们带来了某些更加普适的信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信息。本书正是要阐明这个新的信息。
是怎样产生上节所述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呢？在分子生物学中，在基因密码的翻译中，最后，用莫诺的话，在悲剧的调子中，辉煌的突破是怎样做出的呢？我们知道，正是这个进步才使我们成为宇宙的吉卜赛人的。这最后一句话里，有一个奇怪的悖理：难道科学不是一种通信方法，一种人与自然的对话吗？在思想史上，我们常常遇到人造的世界和上帝造的世界之问的最奇怪的差异。维科在其《新的科学》里有一段著名的话，十分生动地描写了这一点：“在那耀着永恒的，永不衰竭的真理之光。毫无疑义，文明社会的世界肯定是人创造的，因此它的原理是在我们人的精神的改变中发现的。无论是谁，只要想到这点，就禁不住感到惊奇；哲学家们竟然会倾其全部精力去研究上帝创造的，因而也只有上帝才认识的自然世界，他们竟会忽略对民族世界或文明世界的研究，而这是人创造的，因而人能够去认识它。”
不过，自然与人之间的差别不会如此绝对。最近对于简单有机的如acrasials真菌的研究表明，集体的行为已有可能从区域的化学相互作用得到，在这个相互作用上，人类学家甚至进行推测，作为通向理解人之间相互作用的道路。至于面向最简单细菌运动的趋化性机制，可能关联着细菌外壁上各种接收器的存在，这些接收器使得它去探索外部环境，朝着可望找到更多食物的方向运动。没有活着的东西与周围世界之间的积极的相互作用，生命就是不可能的。
人们采取极多样的形式向自然发问。修谟人发明了写字，修谟的牧师们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可以用某种隐匿的方式把“将来”写入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中去。他们甚至试图把这个信念系统化，并且以奇特的形式把魔术与合理因素混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7世纪建立起来的西方科学仅仅是在生命及其环境的永恒对话中打开了新的一章。
亚历山大·柯伊莱定义了一种方法，这就是被现代科学作为“实验”来完成的方法。现代科学的基础在于，发现与自然进行的特殊形式的通信。也就是说，相信自然界真地响应“实验”向它发出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定义“实验”的对话呢？它同时暗含着理解和改造这两种意思。的确，实验的含意不仅仅是对所发生的事实进行忠实的观察，也不仅仅是寻找现象之间的经验联系，而且还在于寻找预先假设的理论概念与观察之间的、系统的相互作用。后面我们将更详细地回到这种有系统的努力上来。它等于刺激自然，来对它是否服从预想假设作出确切的答复。
当科学家们提出那个需要自然作出答复的问题，而发现他们现在能够看到七巧板是怎样拼合在一块的时候，他们以数百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惊奇。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像是两个参加者之间的游戏。在游戏中我们必须猜想现实性的行为，这些行为与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抱负、我们的欲望无关。自然界不可能任听摆布地说那些我们正好喜欢听的事。科学研究不是独白。正因为卷入了冒险性，才使这场游戏变得无比紧张和惊心动魄。
但是，西方科学的无可匹敌远远没有被这种方法论的考虑所耗尽。甚至卡尔·波普尔在他讨论科学理性的正统描述时，也不得不承认，在最后的分析中，合理的科学把它的存在归于它的非常成功。科学方法的可用仅仅由于我们的理论假设与实验结果的惊人一致。科学是冒险的游戏，但它好像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自然所给出的答案是始终如一的。西方科学的这个成功是历史的事实，是不可预言的和先验的，但它一旦发生，就又不可避免。因此，现代科学的惊人成功导致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上的不可逆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合法地使用“科学革命”这个字眼。人类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