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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本走向战争之路
1931年9 月18日夜间，驻中国半自治省份满洲的日本皇军用炸弹袭击南满铁路。有关那次爆炸的事实证据极少：大约只有三十英寸的铁道受到影响，损失微不足道，几分钟后便有一列快车顺利通过现场。然而这是一次蓄意策划的事件，因为这条铁路线是由日本人控制的，他们的目的是把损失保持在最低限度，而将它归罪于中国人。日军现在有了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所需要的借口，便毫不迟疑地开始行动。满洲事件由此而起，它标志着日本历史进入了一个他们在事后称之为“暗谷”的时代。
作为1895年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战果，以及通过与中国所订的条约，日本已在满洲获得许多经济和政治特权，其中包括驻军的权利在内。二十年代末，日本国内强力支持夺取对满洲的全部控制权，——正如一位首相所称，这一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们认为满洲的原料是拥挤的日本各岛必需的，而且满洲也是日本军事力量极其重要的“生存空间”。此外，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满洲的地理位置也使取得其控制权似乎颇有必要。日军陆军越来越担心受到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重威胁。况且在短短几十年内，日本已作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和经济强国出现；对其他与太平洋地区有关的大国来说，它们也越来越对日本产生疑虑。
“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
1923年，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针对当时的情势，写过一篇题为“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的文章。编者在介绍此文时评论说：罗斯福“在其大部分任职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在准备对日作战”。罗斯福在文中写道：“早在1914年的各种事件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之前，美日战争是最能使预言家们打赌的事。其紧迫性开始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而现在——他在1923年说——战争很可能变成一种军事对峙；于是，“各种经济因素便会成为决定性因素。”不过罗斯福仍以一种明确的肯定语气回答了“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这个问题。日本已经发生变化。它正在履行其国际义务；它一直遵守英美在战后确立的军事秩序；且在太平洋地区，“日本与我们之间，在无限的将来，似乎存在着足够双方分享的贸易空间”。
确实，在整个二十年代，罗斯福的分析证明是正确的。日本具有一个能起作用的议会制度。1921年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杜绝了日本、美国和英国之间在太平洋可能出现的海军竟赛。其后，日本将其安全建立在与英、美两国合作的基础L。但是那种合作没有超过二十年代。日本军方，特别是陆军，终于控制了政府，日本开始在东亚走上帝国扩张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它图谋把西方各大国从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排除出去。
这一决定性的转变出于多种因素。大萧条和世界贸易崩溃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增强了它因原料贫乏和国际市场萎缩所产生的虚弱感。同时，陆军和社会上的重要阶层则陶醉于极端民族主义，道德败坏，傲慢无礼，迷信日本文化、帝国制度和“皇道”的优越性，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一种想法，认为其他大国正在蓄意想把日本贬为二等国家而否认它在亚洲应得的权益。固然赞成延长与美、英两国签订的海军条约的滨日雄幸首相在1930年2 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但在几个月后，反对派卷土重来，那时有一名对日本与美、英合作感到愤懑的青年在东京的一个火车站上枪击滨口。滨口从未完全康复，于1931年去世，合作精神也随之消亡。一股借助于“暗杀统制”的极端民族主义新狂热占了上风。日本还在满洲建立新的傀儡国，即所谓的“满洲国”，以中国废帝溥仪为傀儡。当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时，日本傲然退出联盟，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一条最终导致毁灭的道路。
亚洲新秩序其后数年内，东京大肆宣扬它负有一种“使命”和“在东亚特殊责任”的主张，日本政界中充满了阴谋、思想运动以及各种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视为软弱和衰亡之源的秘密团体。为天皇战死沙场被认为是无比高尚的行为。然而，到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军队中仍有一些人在集中注意力于如何进行现代战争这个更为实际的问题。他们散布一种总体战的理论，谋求建立一个“国防国家”，为那种严峻的不测事变而在国内开发和利用所有的工业和战争资源。那些军官们认真评论或研究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把其失败归咎于德国在经济上的软弱性——德国原料的相对缺乏以及它无力顶住协约国的海军封锁。他们沮丧地承认，日本的国力还远远不如德国。确实，日本面临着一个独特的供应问题。它几乎没有石油资源。虽然石油在日本的能源总和中居于不太重要的地位，仅占能源总耗量的7 ％左右，但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却是显著的。大部分石油用于军事和航运。到三十年代末，日本只生产其石油耗用量的10％左右，其余都靠进口——80％来自美国，10％来自荷属东印度。但是美国在亚洲奉行政治和经济上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便与日本的帝国主义野心大相径庭。由于美国极有可能崛起成为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对手，因此一旦交战，日本从哪里获得其军舰和飞机所必需的石油呢？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的严重分歧，这对于日本政策的演变和导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陆军集中关注满洲、华北、内蒙古和来自苏联的威胁。海军则根据“北御南进”的理论，注视着荷属东印度、马来亚、印度支那和太平洋中若干较小的岛屿，以便为帝国提供一条获取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的安全通道。不过，陆军和海军在主要目标上是一致的：以“在皇道基础上共荣共存之精神”重建亚洲——一个置于日本控制下的亚洲。
三十年代初，满洲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政府谋求对石油工业确立控制权，为其自身的需要服务。两家西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在日本的分支机构“太阳”公司，以及新泽西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远东的联合组织“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掌握着国内60％的市场，其余则分别由大约三十家日本公司掌握，它们从几家美国产油公司进口石油。在希望改善其市场地位的日本商界支持下，军方在1934年使“石油工业法”获得通过，此项法律授权政府控制进口，制定具体公司的市场股份配额，确定价格和实行强制性收购。外国公司则被要求在正常商业活动之外保持六个月储备。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显然是要建立日本自有的炼油工业，降低外国公司的作用，并为战争作准备。同时，日本还在其新殖民地满洲建立石油垄断权，旨在排斥西方公司。
外国公司意识到它们正在受到排挤。美、英两国政府也反对日本新的限制石油政策。但如何作出反应呢？华盛顿、纽约和伦敦之间进行着关于完全或部分禁运的对话；作为报复，这种禁运将限制对日本的原油供应。1934年8 月，亨利。德特丁和沃尔特。蒂格尔前往华盛顿会晤国务院官员和石油管理部长哈罗德。伊基斯。石油专家们建议，只要作出禁运的暗示，便可“吓唬”日本克制自己。他们希望此话传到东京，或许会导致日本改变政策。1934年11月，英国内阁认可外交部的立场，对日本石油政策“采取尽可能的最强硬抵制”，包括政府支持有组织的民间禁运。可是，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却表明美国不支持这种行动。这便是当时有关禁运会谈的结局。同时，各石油公司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压力和紧张继续加剧，直至1937年夏季。那时日本的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隔离地区”
在1937年7 月7 日晚至8 日凌晨的几小时内，北京附近芦沟桥的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之间发生两次情况不明的冲突。由于后来几周内敌对行动升级，中国国民党采取了对抗立场，反对向日本再作让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声明：“若再失寸土，实为对中华民族罪不可恕。”然而日本人方面却断言中国人必须受到惩罚，对中国军队必须予以“彻底打击”。8 月14日，在首次冲突刚过一个月不久，中国人轰炸了上海的日本海军驻地。日本终于对华作战。
日本立即加紧努力，使其经济立足于全面战争。它也开始迅速缓和与外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政府不愿冒石油供应中断的危险。同时，国会为批准动员的立法而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通过了“合成石油工业法”。它订立了一项为期七年的计划，目的在于到1943年生产出一种基本上是从煤块中提炼出来的合成液体燃料，其产量要相当于日本在1937年全年消耗总量的一半。这一目标不但野心勃勃，而且是非常不现实的。
从一开始，美国的官方政策和公众舆论就支持中国，认为它是中日战争中遭到侵犯的受害者。但是美国依然十分受到孤立主义的支配。自从当时不过是一位前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撰写“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一文以来，十四年已经过去。现在，身为总统的罗斯福，既为国内的政治所束缚，又为国外的恶性发展而感到沮丧。在1937年10月的一篇演讲中，他首次模模糊糊地提出想要建立“隔离地区”的主张，以防止“全球性非法行为的蔓延”。在日本空袭停泊在扬子江中的四艘美国船舶之后，他曾私下对阁僚们解释说，他的所谓隔离，就是“采取经济制裁措施而不是宣战”。但是，中立法和普遍的孤立主义情绪使总统的想法难以付诸实施。
然而，由于日军袭击中国平民的报道开始增多，美国人的反日情绪变得更加强烈。1938年，在报纸和新闻片报道日军轰炸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