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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说斯大林“喜欢看《难忘的1919》，在这部电影里，他手持军刀站在装甲列车的脚踏板上疾驶而过。当然这个幻想的画面与现实毫无关系。然而斯大林一面看一面感叹：‘当年的斯大林多么年轻漂亮啊，斯大林当年多么漂亮。’他对自己用第三人称，而且对自己的扮相发表评论，积极的评论”〔11〕。
在斯大林时代，电视尚未被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但对画面形象的塑造，斯大林有着无师自通的天分。苏德签订瓜分波兰的秘密协议时，斯大林“自己导演了签字仪式上最好的一张照片的拍摄”。他向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副官理查德·舒尔兹招手，要他与众人一起照相。但年轻的舒尔兹不敢想像斯大林是在叫他。最后斯大林抓着舒尔兹的胳膊，把他塞进拍照的行列。他是有意要为照片增添一些青春的气息。同纳粹官员个个正襟危坐相反，拍照时，斯大林叼起了他那著名的“大鼻子烟斗”。
然而，对于这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签约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命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12〕。
真是夏虫不可语冰，可惜了斯大林的创意。
前苏联导演亚历山大·多夫任科战时制作了一纪录片，不知怎么有点忽略了斯大林。斯大林气得脸都青了，他把多夫任科叫了去，对他咆哮：“难道对于我们的领袖连十米胶片都舍不得用？好吧，你会像狗一样地去死！”由于某种奇迹，这个多夫任科保住了性命。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曾提到过他，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电影导演”，并说他在斯大林时代“受到很不公正的贬斥”。是不是“对于我们的领袖连十米胶片都舍不得用”造成的，赫鲁晓夫没说。赫鲁晓夫却详细地记下了这个多夫任科跑到他的办公室，去打电影《攻克柏林》的导演齐阿乌列里的小报告的事。
“每个人都愿意自己清白，既然新的黎明已经到来。”失势者证明自己清白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得势之后，不放过从前得势者。多夫任科是“杰出的导演”，知道怎样一下点中在他倒霉时得宠的齐阿乌列里的死穴。他从电影拍摄技巧的角度，向赫鲁晓夫介绍了齐阿乌列里是怎样在银幕上塑造斯大林的高大形象的：“他在《攻克柏林》这部电影里特意使斯大林出现在一个极高的大厅里，沉思默想着军事战略——在他身旁除了中央委员会负责一个‘特殊’部门工作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军外，厅里别无一人，两旁是一排空椅子，格外衬托出斯大林的孤独而伟大。一句话，齐阿乌列里是一个卑鄙的阿谀逢迎的小人。”
按着打小报告的常理，多夫任科还应当哭述一番自己怎样因为“对于我们的领袖连十米胶片都舍不得用”而受到斯大林、齐阿乌列里们政治迫害，几乎“像狗一样地去死”的不幸。赫鲁晓夫没有记载，做过多的猜测就没根据了。但是，基于“齐阿乌列里完全是斯大林一手捧出来的”这一共识，赫鲁晓夫决定把齐阿乌列里“送到乌拉尔去”，发配流放了。
政治上的错对，道德上的是非，有时真的是说不清楚的事情。我们只要从这个故事中知道了斯大林在银幕上光辉伟大的形象是怎样加工制作出来的就可以了。齐阿乌列里的车间是合格的，齐阿乌列里的技术是过硬的，因为他加工出了让领袖满意的形象产品。
美国作家小奥托·普雷斯顿·钱尼在《朱可夫元帅》一书中记载了当时苏联报纸对斯大林的宣传，似乎是在为《攻克柏林》提供现实的舆论背景：
1946年1月5日，《红星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斯大林身穿军服、容光焕发的巨幅照片。在他右边稍后一点儿，是笑容满面、喜气洋洋的朱可夫。斯大林左边是伏罗希洛夫，两边还有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布琼尼、铁木辛哥等人。1月2日，全国各地举行集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报纸的头版发表了一些文章，使用了这样一些标题为提名创造适当的气氛：《斯大林的英明使我们赢得了胜利》、《敬爱的领袖、导师和军事统帅》，读者们不应忘记《伟大的斯大林领导我们走向胜利》。
（三）
为斯大林创造了“伟大”的媒介形象先走运后倒霉的，还有一个米哈伊尔·格洛瓦尼。1936年，导演申格拉亚拍摄了一部反映集体农庄的故事片《金色峡谷》，片子中有一个名叫基里莱的会计。当然，他应该是个反面人物，有一段时间，在我们中国的农村题材电影中，农村会计没有好东西，不是阶级敌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创作模式可能就是从《金色峡谷》一类老大哥电影那里学来的。
片子拍得差不多了，电影厂艺术部主任恰乌列科来看样片。小放映室里，放映机咔咔转动，当银幕上出现基里莱时，恰乌列科惊恐地叫了起来。他叫人赶紧拉亮了灯，指着导演骂：“你他妈的把基里莱扮成谁了？”大家不禁一愣，重放了刚才的镜头，刹那间人都发现了什么，但谁也不敢吭声。他们心里都在说，太像了。申格拉亚半晌才回过神来，嗫嚅道：“这……组镜头就算没拍。”1936年正是大清洗的年代，长期为斯大林做翻译的费德林回忆说：“我在给斯大林当翻译时，总是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因为我害怕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被‘肃清’了。有一次晚宴上，斯大林对我说：‘您尝一尝这个格鲁吉亚菜，以后就再也吃不到了。’我以为自己已无法活着回家了，面色煞白。”申格拉亚的脖子和费德林一样，也是肉长的。他为自己的粗心魂飞魄散，若是有人拿这件事下个绊子，小命就完了。
但这个“基里莱”却成了格洛瓦尼机缘，过不久，恰乌列科执导大型革命历史影片《伟大的曙光》，安排斯大林这个角色时，他想到了那个把申格拉亚吓个半死的“基里莱”。样片送到克里姆林宫审查，放映过后，经过一段令人窒息的沉寂，斯大林说话了，他没说影片，也没说演员，而是几乎自言自语地说：“真没想到，我这个人还是那么富有魅力。好，很好。”——从那一刻起，格洛瓦尼成了苏联影坛一颗灿烂逼人的当红影星。1946年，格洛瓦尼在历史巨片《宣誓》中扮演斯大林，受到斯大林的召见，这部影片伪造历史，虚构了列宁逝世，斯大林接受临终嘱托，成为列宁正宗嫡传的情节，格外合斯大林的意。当格洛瓦尼赶到斯大林的别墅时，他那身《宣誓》里的戏装——制服上衣，高腰皮靴、翻毛皮领大衣，把迎在那里的大小官员们都吓呆了。但斯大林却非常赏识他的装束，他握着格洛瓦尼的手说：“现在，你算把我研究到家了。”在宴会上，斯大林看着格洛瓦尼的脸提议：“为人民领袖斯大林，干杯！”斯大林和戴高乐一样，常常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喜欢把斯大林当做另外一个人，一个存在于自己信念中的形象，向他来表达自己的爱戴与敬慕。他对别人说：“胜任人民领袖斯大林一角的，还得是格洛瓦尼啊！”
因为扮演斯大林，格洛瓦尼四次获苏联文艺界最高奖——斯大林奖金，一次获得苏联政府最高荣誉奖章——劳动红星奖章。1950年，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格洛瓦尼被授予“苏联功勋人民演员”的称号。他饰演的《难忘的1919》、《宣誓》等影片中的斯大林形象，成了斯大林影视媒介形象的经典，他得到的恩宠无以复加。“他有个专门化妆师，这个人的专长是化妆斯大林，别的什么都不会。格洛瓦尼所穿的斯大林有名的野外茄克收藏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弄虚作假特别保险箱里，以免落上一粒灰尘。上天保佑，可不能有人报告说斯大林同志的外套脏了，因为这几乎等于是说斯大林本人是……你知道，是脏的”〔13〕。
和齐阿乌列里的命运一样，赫鲁晓夫上台后，格洛瓦尼被清除出银幕，凡有他扮演斯大林镜头的胶片都遭到剪除，他在凄凉的晚年中曾问自己，也问他人：“演斯大林就这样，要是演希特勒又会怎样呢？”〔14〕
（四）
《列宁和卫兵》的故事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熟悉，它曾被选入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但读了《读书》1996年第8期发表的蓝英年先生的《倒霉的谢拉皮翁兄弟》，我才知道，故事后面还有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当然，这也是一个因为斯大林的形象问题有人倒霉的故事。
倒霉的是作家左琴科。因为《列宁和卫兵》的故事后面的故事，他不经意间得罪了斯大林。
《列宁和卫兵》的故事情节我至今还记得：斯莫尔尼宫的一位哨兵特别忠于职守。一天他执勤，列宁因没带通行证，他说啥也不让进去。这时来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对卫兵说，这是列宁同志啊……这个不知分寸、蛮横粗暴的留小胡子人，遭到列宁的训斥；哨兵，受到了列宁的表扬。
《列宁和卫兵》是左琴科创作的《列宁的故事》这组作品当中的一篇。发表前，作者的朋友中有人提出，那个留山羊胡子的人，容易使人联想到捷尔任斯基。这个“契卡”的创始人，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教父”，让人毛骨耸然。《列宁的故事》创作于1940年，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尚有余波。左琴科被大家“联想”得胆儿突突地，他委婉地说自己并不想写具体的人，便把山羊胡子改成小胡子。不料，这厢里躲过了山羊胡子的捷尔任斯基，却没提防还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斯大林，而且很多人知道，列宁一直认为斯大林“是个粗暴的人”。斯大林对号入座，认为小胡子是影射他，遂记恨在心。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小胡子”斯大林腾出了手，便来算这一笔旧账。斯大林骂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毒害青年”。日丹诺夫比斯大林的调门还高几度，骂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