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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计划经济运动依然利用这一虚妄的信仰而发展。计划主义者以为计划经济，较之自由经济，确能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可是，这种说法，近年以来，不断为大多数研究此类问题的学人所驳斥。时至今日，即使采取社会主义眼光的许多学者，如果已经认真研究过中央管制计划问题，他们就会承认，计划经济之效率如能与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相等。则感心满意足。这类经济学者之所以主张主张计划经济，不复因计划经济有较为优越的生产能力，而系因他们以为在计划经济之下财富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认真来说，此种说法，是主张计划经济之唯一有力的论证。无可否认，如果我们想要依照某些预先规定好了的标准来分配财富，如果我们有意要决定何人可得何种酬报，那末我们确乎必须将整个经济体系加以计划与管制。但是，吾人须知，问题之所在，仍在我们实现某些人所标尚之“社会正义”的理想时所须偿付之代价，是否制造更多的不安和更多的压迫。（推广言之，凡社会发生激剧而巨大的人为变动，从中获利者总是少数野心人物及其亲近的附随之众；而最大多数的人，无论在变动之前夜或变动漩涡之中，悉沦为牺牲品，其惨痛必数倍于昔，至少从未有蒙其利者。东方世界数十年来之变乱可证此言为真。劫后余生，何不三思之耶？——译者）
有许多人对于“以集体方式来满足大家的需要”之事抱有热望。社会主义者则利用此种热望为极权政治铺路。（千真万确——译者）吾人须知，如以集体方式来满足大家的需要，我们就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和预先规定好了的方式以内来满足需要。（这与来亨鸡用膳有何不同？——译者）自然，这种热望，有一部分是被用来作政治教育方式的。（一针见血之语——译者）
有人常说，如无经济自由，则所谓政治自由便无意义。这话是确实真的。这话之为真，其意义与计划主义者用此语时之意义几乎完全相反。在社会生活中，经济自由乃任何其他自由之必要条件。然而，经济自由只能在某些条件之下解放个人，并且让个人有选择生活方式之自由。我们既然保有经济自由及选择的权利，当然同时负有种种责任，并且无可避免地要冒些风险。这是不在话下的。
译者附志：本章有所删节。
迷妄的平等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八章
上帝给人的最佳机会被人错过了。因为，许多人渴念平等，这么一来，自由便失掉了。
——阿克顿勋爵
译者的话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话是阿克顿（Acton）过火之言。阿克顿是英国博学淹识的大史家，饱经事变。吾人须知，失去了自由的平等，便是毫无价值的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平等。这样的平等，静坐可得，何劳流血争取？
社会主义者用以鼓动人心的基本意理，就是实现经济平等。但是，不幸得很，就近数十年的许多事例观察，藉“革命流血”手段而实行社会主义的结果，反而招致了较原有经济制度下更大的不平等。在原社会中，因有独立于政治的纯经济活动，所以原有经济制度常较富于弹性。既常较富于弹性，个人改善其经济生活之可能性远较在社会主义之下为大。在美国，以及在中国清末民初之际，赤手致富者比比皆是。而社会主义一旦普遍实行，由官方统制经济，则经济就倒过来变成政治之附庸。苏俄等地区所表现者，社会主义的经济之僵固无情，远非西欧及美国人士所能想象。在这类地区，贫者从生到死永远赤贫。如不靠政治关系，赤手绝无致富之理。
这样实行社会主义稍久，一定产生若干层级的政治性的经济贵族。千千万万平民，则一辈子沦为可爱的“国家”之奴工、奴农。任何时候，这可爱的“国家”基于政治的理由而停止配给，则奴工、奴农就得停止呼吸。在这样的“国家”，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基于政治的考虑和需要而严格制度化了的。
多少年来，由于世界共党过分强调经济因素之重要，形成经济至上的社会心理。许多赞成政治民主的人为这种社会心理所慑，于是提出“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两个口号。这种说法，乍看起来，似乎有理，因而颇能动听。但是，稍一分析，便可看出这种说法的毛病。这种说法，从情感的原因观察，是想作调人；从思想方面观察，是由于思力未能劈入此问题之里。
“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二者之相对地位有三：一、“政治民主”高于“经济平等”；二、“经济平等”高于“政治民主”；三、“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并列，即等量齐观。“政治民主”与“经济等平”二者底这三种相对地位之不同所产生的结果，重大地影响甚至于决定着大家底现实生活。如果我们视“政治民主”高于“经济平等”，那末所形成的社会便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如果我们视“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同等重要，那末所形成的社会也许就是英国工党式的社会。如果我们视“经济平等”高于“政治自由”，那末社会便走向“奴役之路”。而照许多经济学家底解析，将“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同等看待的办法，如英国工党底措施所例示者，只是从“自由社会”走向“奴役之路”的一个过路走廊而已。所以，剩下的可能，不是“自由社会”，便是到“奴役之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抉择呢？
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得确定：是人来要求“经济平等”呢？还是猪来要求？如果是猪来要求“经济平等”，那末就根本不发生要否实现“政治民主”的问题。美国猪营养丰富，宿舍清洁，照料周到，“经济”可谓“平等”矣！所以未闻猪群暴动以要求实现“政治民主”之事。如果是人要求“经济平等”，那么必须首先自觉要求改善生活乃系基本人权之行使。在极权地区如苏俄者，统治机构配给你好多你就吃好多，你是不被允许有要求改善生活之权利的。否则就说你藉端要挟，请你进集中营。因为，这种行为，照统治者看来，是对他权威之挑战。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苏俄极权地区，即使有所谓“经济平等”，也是喂猪式的“经济平等”。而在自由民主的邦国，如有工人要求改善生活之事，资方常谋与之商谈协调。从来没有听说要求改善生活就是藉端要挟。这就是因为自由民主的邦国不否认改善生活为每一个人之始基的人权。这样实现的“经济平等”，是人的经济平等。两相比较起来，俄式之不从人权出发而谈的“经济平等”，与自由式之从人权出发来谈的“经济平等”二者况味之别，结果之差，岂可以道理而计？
这样分析起来，可知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一个人而且要求实现“经济平等”，那末必须从人权出发以谋其实现。如果从人权之肯定以谋其实现，那末就是已经预先假定“政治民主”先于“经济平等”了。因为，有而且只有在“政治民主”中人权才得到明确的承认和切实的保障。在“政治民主”先于“经济自由”的这一大前提之下，要求实现“经济平等”既被看作基本人权之一项，谓之为“经济人权”可也。
以上所说的是一逻辑结构。当然，在经济特别发生问题的情形之下，我们不妨特别重视经济人权。但是，无论怎样重视，我们都不能忘记，经济人权系人权之一次类（Sub…class）。它无论怎样重要，绝对不能高出一般人权之上。这道关隘如不死守，那末，就算我们有口可怜饭吃，也就一齐走向“奴役之路”了。
从上面所说的来看，可知对于“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底相对地位之这一番解析是何等重要。但是，西欧许多人士，由于享受惯了人权亦如享受惯了空气而不复警觉人权之下不可须臾离，于是，一听到马克思之徒高嚷面包问题，便丢下祖宗奋斗数百年所得的人权保障而不顾，一起忘乎其形，争着抢面包，险些儿作了马克思主义者底俘虏。至于东方人众呢？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没有人权之自觉。这些人，于贫困之余，一听到共产宣传家“解决吃饭问题”之煽动，便以为天国降临人间，趋之唯恐不及。结果，都被关入地狱。所以，我们要提醒世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忘记了人权。失去了人权，一切都会落空的。
许多主张社会主义而却又不反对民主的人，一听到有人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不由得心里老大不舒服。他们在直觉上就想不通：社会主义提倡大家有饭吃，这并没有错，你们为何要拼命反对？这不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作怪吗？
这些人之所以有这种误解，照译者分析起来，是由于没有把“社会主义”一词底两种意义分辨清楚。时至今日，“社会主义”一词已经演变出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作为改善大家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另一是“作为统治手段的社会主义”。这两种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