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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五次被捕中，每一次的面对都是镇定自若。即使是在枪口深黑、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陈独秀有的也只是尽快了断的坦然。对他来说，危险从不存在。所谓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诸多溢美之词，在陈独秀的行动中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再现。他不仅“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而且有“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的要求。在一些人看来是天方夜谭的奢求，而在陈独秀那里，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正义诉求。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忠于事、忠于人，这就是陈独秀一贯的性格。他的思想品质正如蔡元培先生所概括的那样：“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书生的君子品行流诸革命行伍，二十世纪壮志冲霄汉的豪情在陈独秀身上得到了完整的再现！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折杀哪一个，先从独秀起！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真实写照，具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真正情怀！
也许，这种性格与其生理年龄相差二十的瞿秋白有着不可思议的性情区别。偏激、天真、忧郁甚至有些纤弱的精神气质让瞿秋白在急遽转型的大动荡时代做着力不从心的“跛足的迅跑”。这就是，激进、热烈而又敏感的精神气质使他很快从苏联的理论信仰中赢得了中共元老的青睐。1923年，只有二十四岁的瞿秋白作为俄国共产主义的资深使者，陪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不久便被李大钊推荐为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远来的理论家深为诸位所推崇，四年之后二十八岁的他便成为陈独秀位置的接替者。由于由“右”而“左”，仅仅八个月的时间瞿秋白就演绎出了凝聚着二十世纪书生情怀的人生悲剧，即作为陈独秀问题的纠正者，他和蔡和森一样有“理论”贡献，可是也正如同陈独秀的命运一样，他那妄自尊大、惟我是尊、“我即真理”的盲动主义思想以及1930年与其他人一起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一同遭到了与陈独秀没有什么两样的“清算”。蔡和森断言“真正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张国焘则大斥秋白对共产国际有“两面派”的“态度”，李立三则在各位革命同志的激情感召下决然指责秋白“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10〕于是异口同声的批评迫使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将瞿秋白定位为“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全党应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11〕。瞿秋白经受了如此这般的考验后，直到临终时刻才开始了对这一“斗争”模式的反思：既有对他人也有对自己。说违心的话可以理直气壮，给人的评判可以无限上纲，《多余的话》中“历史的误会”的概括使瞿对王明在米夫支持下的攘权行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多余的话》之所以悲情无限，一再声称自己不适合“从政为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思：“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12〕光明磊落的“名”与“假面具”的“实”形成了反差，对一个有良心和正直感的知识者来说，瞿秋白不能不在临终的时刻作出真诚的忏悔：“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是一个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可言的“高等游民”之一。《多余的话》是一次真诚的、感伤的、自省的情绪旅行〔13〕。瞿秋白没有去为自己的道路进行辩解，也没有树立与维护，有的只是深沉的思想升华。
在那篇心灵的独语中，能使“历史的误会”得到解释的最多概念就是“不得不”、“勉强”之类的词汇，一种无奈和不得已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必须沉沦而又不愿沉沦的拷打、坚持真理的勇气与身在其位的难以由己、学者的怀疑精神与失去独立思想的多重吊诡构成了一种丰富的痛苦体验过程。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就是“弱者的道德”。仅仅为着“体面”，为着那点不切实的“绅士”风情，瞿秋白在“‘异己的’意识”与“‘异己的’的感情”中结束了“滑稽剧”似的短暂一生〔14〕，而最终又以坦城的真话留给了后人。现在看来，瞿秋白的自我解剖真乃一次充满血淋淋的自我冷嘲，读后令我辈学者真不寒而栗。
在二十世纪中国，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没有比瞿秋白表现得更充分的了！
与瞿秋白相比，尽管陈独秀在连任五届总书记后也有在共产国际的集体错误中“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尴尬与悲苦，但他忠于自己事业和同仁的“同志”精神却将自己的感伤、委屈、烦恼统统都甩在了脑后。即使是在最为黑暗的时刻，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主义是正确的，选择的道路是伟大的，所持的信念永远是值得自豪的。他没有丝毫反省的意思，更没有半点动摇的念头，有的只是义无返顾的决心和飞越现实的历史激情。自大的“主义”话语在陈独秀身上再一次得到了生动显现。
在陈独秀身上，他没有绅士的“体面”面纱。如果说自大会有一意孤行的专断，但却失去了“弱者的道德”的优柔寡断。陈独秀在1927年下野后应该是极度消沉时期，他曾经被集体围攻，被落井下石，被逼迫悔过，甚至被陷害、被侮辱、被开除，包括以瞿秋白为首的党组织也对其进行过苛刻的“无情打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一度还背上了“汉奸”的黑锅。但他毕竟有“固执”的气质，有“九死未悔”的性情。对此，我们可以在他的乡友胡适的评价中找到依据：“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种经陈独秀提出、被友人传送的“高尚优美的生命观”一直伴随着先生左右。比起瞿秋白性格中的“或是”、“也许”、“也难说”等书卷气，陈独秀没有那么多的温柔，他是一位嫉恶如仇、激情飞跃、拍案而起的汉子，是“一匹不峻之坡弗上的骏马”，是“宁为玉碎”的开放型风流倜傥之辈。瞿秋白可以在上面的指示下麻木听从，陈独秀则会在至少是一半的清醒中直面“指示”：为了自己的事业信念，他可以将道德的面纱撕破，也可以将道德的承诺踢开。
相对于陈独秀的真诚坦率，李大钊的“自述”则有一种燕赵志士的平稳、忠厚与浑朴。他既没有瞿秋白式的低调反悔，也缺少陈独秀式的历史“决定”语气，有的是一副“英雄落难”的气魄。好汉做事好汉当：传统道德的文化情结在李大钊身上找到了归宿。书生的天真每每流诸笔端，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名副其实，几乎是一种生涯追述，平铺直叙。他对自我“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努力无怨无悔，对“实践其所信”亦不愿“暇计”，而且甘愿承当“全责”，愿以义胆侠骨履行其“铁肩担道义”的诺言。在“自述”结束时，他写下了胜似“好汉歌”的企望：“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与此同时，李大钊也没有忘记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15〕传统文化熏染出的道德情怀让革命家再现书生本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即将就义、英雄末路之际，先生能如此从容地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