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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即将就义、英雄末路之际，先生能如此从容地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不但是传统的复制，而且更是一次“达”与“穷”的圆融。幸运的是，李大钊谦和、厚实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在政治生涯的纵横捭阖中不易陷入政见歧异的漩涡中。为了民族和民众的大事业，他舍得一身剐，只为“民权的旁落”隐忧忡忡，而不为个人“权力”的旁落生“杞忧”。
显然，与陈独秀的大起大落不同，也与瞿秋白为性情所累相异，李大钊的冷静、矜持、朴实形成了自己的生命特色。在三位革命家中，陈独秀与李大钊的道义精神与率真性情在人格上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瞿秋白的内方外圆虽然不失为一种传统“士大夫”的书生气质，但从人类终极关怀意义上说，又是残缺的个性。以这种个性难为政治家——只能是在政治的漩涡中有着内心的痛苦挣扎。缺乏道义的承诺以及执著的韧性斗志，结局难免尴尬。
瞿秋白说，本来他完全可以在生命即将罄尽的时刻壮烈一回，冒充“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16〕我们无法不为“书生”内心的真实所打动。然陈独秀思考的决不是烈士不烈士、叛徒不叛徒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信念是否遭到强奸的问题。因此，他多次被捕后都是以“无过可悔”而告终。李大钊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首先想到的是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传统的道德义气无法不令他悲壮地面对死亡。道义的光环牢牢地套在李大钊的大脑上，他别无选择！
对瞿秋白来说，他最为幸运的是世纪末的中国有了一个好气候，虽然他没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言，也没有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行状，也缺乏李大钊式的“铁肩担道义”的道德激情，但是他的低调同样赢得了烈士的名称。开放的观念使我们在世纪末呼唤这么一句话：救救那些还没有成为烈士的坦诚者。也许他们的真话十分逆耳，可就是这逆耳的衷言会对社会历史快车道上的事故多发地段提供有力的警示牌！——少走弯路！——少付沉重的代价！
自勉：自将磨洗认今朝
高调与低调是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音符。陈独秀是一位高调与低调一直胶着的弹奏者；瞿秋白则是从高调到低调的履行者；李大钊无疑是高调的保持者。陈独秀获得了刚直的人格；瞿秋白赢得了坦诚的赞誉；李大钊取得了高尚的桂冠。
但是无论你得到了怎样的尊称，都无法摆脱一种历史的悖论。俗话说得好：你得到的就是你失去的，你失去的就是你得到的。换句话说：你得到了这个，就失去了那个。我们总是生活在“顾此失彼”的悖论中。尽管我们说千万不要顾此失彼，但是作为尘世间的人，我们实在无法摆脱这个怪圈。
陈独秀在人格上获得了后世的首肯，但他在思想史上却是一位有着重大残缺的思想家；瞿秋白在人格性情上比陈独秀低了“八度”，但最后的“多余的话”却获得了思想的升华，确立了自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深沉的历史内蕴和厚度；李大钊可以“居庙堂之高”，但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了一个超脱尘世、光彩照人的“回避型”角色。
这一切，既需要在历史的延伸中体味，又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在现实中感悟。
在理想伴随我们几乎走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往事如烟，只有那未来的长路等待着我们。当“主义”的话语在世纪末的日子里为激进主义、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所湮没时，我们为先驱者洒下的热血感到伤痛：瞿秋白英勇就义时只有三十六岁，而李大钊在受刑时也还不到三十八岁。
1927年4月29日，就是李大钊牺牲的翌日，《晨报》以“神色未变，从容就死”相告。也就是在这一年，陈独秀下野，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反思。尽管他对自己作为“左翼反对派”存在的必要性视为“天经”和“地义”，但直至晚年，其思考才算有了超越自我的发展。也许，李大钊这位思想先哲的话更富启迪性：对于“急进与保守”，“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17〕。一言以蔽之，防止最激进与最保守的二力时间交替“代兴”，保持二力的空间“并立”，乃为上策。
高调与低调，是美妙乐章中一样不可或缺的音符啊！如果说人生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曲美妙的歌，那么由“性情中人”谱写的思想史当然也就是有高低起伏和引人入胜情节的乐章。为此，我们也就别忘了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的那段忠告：文化与个人性情一样，“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不和谐者就是与它自身的相和谐；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18〕。
注释：
〔1〕《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53页。
〔2〕〔4〕〔8〕《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574页。
〔3〕转引自《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
〔5〕〔15〕《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11、888～893页。
〔6〕〔7〕《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62～164页。
〔9〕《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
〔10〕《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出版。
〔11〕《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2〕〔14〕〔16〕《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720、721页。
〔13〕《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153页。
〔17〕《言治》季刊第3册，1916年7月1日。
〔18〕《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
？ 傅国涌
一
《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1872年由英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江南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几乎把它当成报纸的同义词，俗称“申报纸”〔1〕。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当年9月23日订约，10月20日正式移交），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他毕业于杭州蚕桑学堂，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女子学校，曾在《时报》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接触过近代报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长期在《申报》服务的陈景韩（冷、冷血）、张竹平、张蕴和（默）等更是史量才的得力助手，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申报》度过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机（损失二十万五千两白银），业务蒸蒸日上。从1912年的发行七千份，五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三万份，1925年突破十万份，1926年突破十四万份，1932年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1920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一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他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2〕。《申报》的宗旨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他办报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陈冷称报纸的根本“在报纸之独立生活”。张默说：“独立生存之报纸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但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惟有独立，不带任何色彩，才能客观公正，为民喉舌。《申报》编辑葛豫夫说：“编辑者持七寸之管，以为宣传，应以打破势力、金钱、感情三大障碍物，为无旁贷之天职焉。”“一国之报者何也？倡民权，迪民智，振民气，厉国耻，启发国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恶者也。”《申报》“可以当一国之报而无愧者也”〔3〕。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4〕。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5〕。对此，张梓生也有相似的回忆。
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
二
史量才的《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