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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还珠格格》中那个长着一双大眼睛能闹腾不爱学习的小燕子之所以博得大众欢喜，是因为她是皇阿玛的“开心果”。皇帝喜欢的，奴才自然喜欢。这里面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小燕子的反叛方式具有典型的“成人化儿童”的特点，她莽莽撞撞地闯入为争宠争权而争斗的成人世界，惹下杀身大祸，却总能因为“还是个孩子”而遭到皇阿玛的宽恕从而化险为夷。因此，儿童的种种冲动和灵感，最终还得纳入成人规则。电视使成人越来越弱智，使儿童越来越成人化。开放的电视画面以刺激感官为快乐，而从不在乎守在电视屏幕面前的是百无聊赖的看客，还是童心未泯的孩子。商业策略埋藏在电视所制造的种种事件和兴奋点背后，等待着观众进入圈套。媒体语言的控制力对儿童反复渗透的结果必然是童年记忆的电子化。不提供意义只提供消费的电视所制造的娱乐化氛围强制人们去习惯无聊、习惯庸俗。
媒体所炮制的种种笑料，所呈现的狂欢场面，只不过是对大众欲求、趣味、幻想的复制而已，是一种虚假快乐的传销。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消费主义的欺骗性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藐视公正原则，二是藐视自我实现原则。消费文化所标榜的幸福生活，所承诺的无穷回报，所炫耀的豪华享受，蕴含着对弱者的歧视、对女人的玩弄、对孩子的误导。它诱惑人们去奔赴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目标，陷入想象性身份的迷恋当中，结局只能是真相缺席、个性迷失、自我丧失。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有一种无形的禁忌在实行，即个人化的痛苦与悲哀不得宣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卡拉是条狗》等电视剧里面，已经没有了“哀其不幸”的悲剧感，响彻耳边的是一种空洞的歌声“今个儿高兴、高兴、真啊真高兴”。这种无力的抚慰因为缺乏力量支持，只能按照“谣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思路，通过喋喋不休的办法来进行强化记忆。高兴！高兴！！高兴！！！这种喧嚣的语式是对“我为什么高兴？”“我为什么不能说自己不高兴？”等问题的阻挡和遏制。制造集体的平庸和快乐是媒体时代的一种商业策略。因为没有流行、没有趋之若鹜的疯狂，就没有巨额的利润。
在大众文化的批发复制链条上，儿童是被忽略的一环。大众文化是拒绝启蒙、消解启蒙、对抗启蒙的文化。而“立人”是启蒙价值指向，幼者本位的发现是人的发现的重要内容。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先生对父权文化进行尖锐的批判：“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让孩子用孩子的方式说话，也是“救救孩子”的一种手段。鲁迅说：“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鲁迅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求尊重儿童用自己的方式思维、梦想和表达的权利。而今，泛滥的影像文化玷污了儿童的目光，进而使儿童的语言和心灵渐渐丧失了儿童的特征。儿童的嘴里唱的是港台歌星的爱情歌曲，模仿明星嗲声嗲气说话，脱口而出的是某某口服液、减肥茶、卫生巾的广告词，诸如“女人挺好”、“今天你泡了吗？”、“想和你亲嘴”之类。这无疑是对儿童无意识和美德的根植式破坏。儿童真正的本能和需求被遮蔽了，儿童的情感和想象无人理睬。“低龄写作”在媒体的炒作下被冠以“新新人类”、“八十后”之类的名号，写作内容却是成人化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就在作品中大谈情感与欲望，用的是那种比较老道、暧昧和酷的语言，有的小作家甚至用三角恋爱、婚外恋的模式来描写青春期情感，企图演绎《花样年华》的青春版。与之相对应的是，成年人开始“扮嫩”，大学校园流行“奶瓶族”，网上尽是“东东”、“PP”之类的童稚化语言。到底是什么东西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微型的成人和苍老的儿童都是一种文化怪胎。尼尔·波兹曼说：“我们的文化会忘记它需要童年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已经要忘记儿童需要童年了。”在快餐文化的催动下，一切似乎都可以速成。被传媒操纵的少年作家、少年明星、少年天才更是迫不及待地践行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的名言。这样，暴得大名的少年作家，只能不断地口出狂言来掩饰内心的浅薄。
童年的流逝加剧了当下社会的势利和世故。童年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显示了一个时代的诗性气质。法国诗人保罗·艾吕雅说：“诗人应该是一个孩子，即使他已白发苍苍、血管硬化。”拥有一个天真无邪、纯洁美丽的童年是生活勇气、信念、信心和激情得以长久持续的保证。祖先的深度决定了当下生活的内涵和精神份量，而童年的纯度则决定了生活的期待与可能性的大小。生活是一个过程，是从童年启程所抵达的生命坐标、所饱览的生命风景，而如今却被物质生活压缩成了近乎一次性消费的选择。时间是平面化的，没有向纵深穿行的历练和刺激。枯竭的童年像一张茫然的脸，看着欲火中烧、行色匆匆的人们，不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你们在拼命攫取什么？企图占有什么？”
童年不是一种疏离的经验，它给人以亲切感。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态度和立场的形成，都能在它的童年里面找到依据。一个人只有在童年时期充分地游戏、幻想，才能够获得一个健康、成熟的人生。童年乌托邦看似无用，像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时光，却不容许从人的一生中删去。只有技术神话、商业陷阱、明星绯闻的时代，终将是一堆心灵废墟。现代都市变着花样打造着造梦工程，用数码复制技术所制造的美女形象美轮美奂，这些富有诱惑力的画面所营造的物质主义氛围，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也一并裹挟了进去。尼尔·波兹曼将儿童精神生态的恶化归罪于媒体和电子技术。他说：“至于童年的概念，我相信，长远来看它一定会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牺牲品。电的发明搅乱了使童年产生并得到培育的信息环境。”在这种高技术、低情感的环境中，童年成为一笔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掉了，就再也无处寻觅。剩下的是矫情的追忆与怀旧，精神故乡被无情地放逐，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平静下来。作家孙甘露在他的《上海的时间玩偶》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伤感而又意味深长的话：“忽然，我的童年结束了。”是啊，时代就这样让人措手不及。
（＇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谈诗与隐遁
——读李青松“归隐系列”有感？ 石天河读了诗人李青松赠送给我的四部诗集，颇感新奇。而最觉得奇特的是：这样一个中青年诗人，竟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过着“隐遁”的生活。而他一面在“隐遁”，一面又在出版“隐遁系列”的诗集。似乎生活上想“隐”，避去一些世俗纷纭的烦恼；而精神上又“隐”不住，不得不在诗里面把自己的心灵情感表现出来，寻求与他人的对话。这种灵与肉分离的矛盾现象，使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孟浩然的那首《岁暮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这首诗，可说是孟浩然在发牢骚时不自觉地揭出了自己做“隐士”的心理底蕴。孟浩然年纪轻轻就在学人家做“隐士”，他以为“隐士”隐到一定时候就会出名。那时，达官贵人就会找上门来请他出去做官。古人的“以隐求名”，实际上目的还是想“求官”，似乎是一种公开的秘密。可是，孟浩然太憨了。他不知道，别人一面当“隐士”，一面还是在和做官的人交朋友，如后世的陈眉公那样“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才能达到“隐而名”、“隐而官”、“隐而参政”、“隐而跻身于权贵之列”的目的。孟浩然憨憨的只是一个“隐”，谁会理他呢？所以，“隐”到四十岁上，到底“隐”不住了，才想到还是要到京城里去正儿八经地求个功名。可他没有想到，求功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自己隐居在乡下多年，孤陋寡闻，既不知天下大事，又不懂官场厉害，想去考个进士，哪能考得上？好不容易在长安才学会了和名人交朋友：一个是当时的名宰相张九龄，一个是当时的名诗人王维，总算是进入了名人行列（其所以后来连李白也要说几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来为他捧场，就因为在长安他确实已经出名了）。可是，要推荐他做官，诗人王维是不顶事的。惟一的能给他帮得上忙的张九龄，又在官场内斗中败下阵来，被罢了相。哪个封建朝廷里，还有谁会来抬举一个只会写几句诗的乡巴佬呢？没法，到了“岁暮”，看长安千家万户都在热热闹闹的忙过年，自己孑然一身，什么也没捞着，这日子怎么过？只好还是满腹牢骚地“归南山”。后来，还亏得张九龄贬官到荆州时，携带他去做了个“从事”（相当于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