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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可能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一种特殊“身份”。它大概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打伙捏造出来的一种“应世之道”。儒家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家对政治的蔑弃，以及“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的故事宣扬；“全生避害”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的人生说教，都为“隐士”之道，做出了一些精神规范。不过，儒家道家所说的那些道理，从历史事实来看，却还有一点不好懂，那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只有“隐士”朝朝代代都有，似乎一脉相传；而“隐农”、“隐工”、“隐商”却非常少见呢？也许与孔子同时的“长沮、桀溺耦而耕”，是古代的“隐农”，魏晋时竹林七贤的“嵇康蜡屐”，可以算得上“隐工”，那么，战国时“陶朱公泛舟五湖”，应该算是“隐商”吧。为什么这“隐农”、“隐工”、“隐商”后来都几乎并没有再出现过，只有“隐士”才不断线地流传下来呢？这多半是因为“农、工、商”就是那么一个行当，无所谓隐与不隐，只有“士”，才有一个“隐与不隐”（即做官还是不做官）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里，“士”原本就是官僚的预备队。“士”和“仕”是同音字，“士”的出路就是“仕”（做官）。“士”的社会地位，其所以在“农、工、商”之上，也就因为它是统治者的官僚预备队。对“士”来说，这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俗话所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特殊地位，应该是很值得珍惜的，却为什么会有人不愿做官呢﹖这一方面固然与儒家、道家的文化精神教养有关，另一方面，却大概是由于“士”所处的社会地位，即风险太大。历史传说中的“卫巫止谤”、“黄鸟歼良”，杀的是不是“士”，或是“文士”还是“武士”，由于时代过于悬远，弄不清楚，暂且撇开不说，但秦始皇“焚书坑儒”，则是比较明白地为成批的“杀士”开了个头。从那以后，“士”不仅可杀，可成批的杀，而且，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和争权窃位的封建政治集团，也越来越把“杀士”当成了树立专制权威的一种手段。东汉的“党锢之祸”，被杀、被禁锢终身的一二百人，都是当时名士。株连被杀、被流、被禁的家属、朋友、亲族、邻里等，多到六七百人。甚至为追捕一个“望门投止”的张俭，株连收禁拷问的人“布遍天下”（《资治通鉴》上是这样写的）。后来，三国时的曹操杀孔融、杨修，唐朝时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遭罪被贬，宋朝时的“新旧党争”，明朝时的“东林党祸”，以及清朝时的一连串文字狱，几乎历朝历代的每一次政治风波，都有许多“士子”遭难或被杀。所以，“隐士”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士子中许多人被杀怕了，不能不考虑“全生远祸”。同时，由于历史把士子也教聪明了些，他们中有些人看透了封建朝廷和官僚贵族的荒淫腐败、卑鄙险恶，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宁可不做官，放弃仕途，“高蹈远举”。在古代，所谓“全生远祸”与“高蹈远举”之法，无非就是“遁迹山林”去做“隐士”。这种“隐遁”现象，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和改朝换代的时候，出现得最多。其中，有些人是从没有做过官或立志不做官的，谓之“处士”；有些人则是做了一阵官，心灰意冷才“弃官归隐”的“归隐之士”；也有一些，则是由于改朝换代，为了保持个人气节而决心不再做官的“节义之士”；还有一些，是由于修仙慕道或醉心艺术、怡情山水，想超世脱俗的“高士”。所以，“隐士”里面，其“隐”虽同，其志则不一，其中还混杂了一些“以隐求名、以隐求官”的“假隐士”。以致弄到后来，“隐士”之中，鱼龙混杂，真中有假，半真半假，假戏真做，弄假成真，各种情况都有，旁人就不容易分得清了。
“隐士”这个名词，原本是属于古代士子的，对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合适了。那么所谓“隐遁”之路，今后是不是也会因少有人走而长上青苔呢？这倒也不可以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和古代士子比较起来，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士子有更多的安全感。古代“杀士”，至多不过数百；而现代杀起来，可以成千累万。现代知识分子由于较多独立自由而较少依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就更不稳定，更多波折。他们知识面较广，长于思索，敏于感受，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就更大。他们对前途的希望愈美好，失望就愈沉重。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心愈强，语言行动就不免于激烈，甚至失控。有时，横逆之来，超乎想象，人也就不免于会有灰心绝望的时候。特别是生活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其遭遇的苦难之绵延不绝，心中积累的巨痛深悲、重愁永恨，又往往有“人间无处诉烦冤”之过度压抑。激愤深慨，难于宣泄，因而萌生出“遁世”思想的人，也是很不少的。然而，为什么有很多人出家当和尚，却并没有多少人进山去当隐士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当和尚很简单，而作隐士却可能是件麻烦事。因为，出家当和尚是皈依宗教，皈依以后，过的就纯然是宗教世界的生活：佛灯香火，持斋诵咒，无牵无挂，无喜无忧，等于回到了古代。而如果要想当隐士，则仍然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麻烦很多。比如说，你要买块地来种，得拉关系、签合同。要修房子，还得基层批准。你必须把土地经营好，除去税费负担还能够支付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开支。那么，你是自己种、雇人种或是与人打伙种，你用什么种子、肥料，你的产品如何卖出去？都不能不有经营计划，不能不打听市场行情。就这些，你就免不了要和许多人来来往往地打交道，你又如何能“隐”得安生呢？何况，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即使你不上互联网聊天，要做到不看报、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也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做“隐士”的条件，似乎已经在纷纷攘攘的世事中无影无形地消失了。
那么，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不是就绝对的不能“隐”了呢﹖依我看，生活上的“隐”是几乎不可能“隐”得住了，但精神上的“隐”则仍然是可能的。现在，有一些醉心艺术的人，打伙在北京郊区建了个小村子，成天只是埋头作画，靠卖画生活。由于要卖画，他们得迎合市场需要，难于避俗。生活上是“隐”不住的。但他们成天只是聚精会神地作画，可以说，精神是完全“隐”入艺术世界里去了。可见，现代知识分子如果要想“隐遁”，惟一可能的方式是，在生活上“和光同尘”、“含光混世”，和普通人一样过，精神上则守护着自己内心的自由天地。这是一种特殊的“隐”，别人看不出的“隐”，即所谓“隐于不隐，不隐而隐”。与古人所谓“大隐隐于市”的意思有相近之处。
李青松的“隐遁系列”作品，写的全都是诗，把自己的心灵全部隐入诗歌艺术的自由天地，这可能是比作画更有普遍性的精神隐遁方式。不过，我觉得，李青松自己似乎还没有很确切的意识到，诗歌艺术本身就是精神隐遁的自由天地，无须有其他的挪用和假借。他在《悟道与逍遥》一集中写了许多禅言道语的诗，结果是使诗的艺术天地被禅道的皮毛角屑挤塞得非常局促，只有“逍遥”的词语，不见“逍遥”的精神。这可能是拘执于“皈依宗教才能遁世”的旧观念，反而束缚了自己心灵的自由。《清庐随笔》也掺杂了许多与诗歌艺术不相融会的人生哲理，似乎只是运用诗的语言形式去说一些虚悬于生活之外的玄理。作者心中浮荡的不平之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就诗来说，只有把哲理和心情全都涵蕴在诗境的艺术表现中，才有可能获得心心相印的艺术效应。不然，读者为什么要读诗而不去直接读哲学原著呢？恕我直言，“遁入空门”是失败者的精神自杀；“隐于玄理”是梦游者的精神自欺，两者也都非诗道。诗道是人间正道，诗情诗理都来自人心中的真情真理，不涉玄虚，不崇奥义。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东晋玄言，湮没无闻；隋唐佛偈，不存诗苑。郭璞游仙之诗，不过是借游仙以抒愤；李白寻仙之句，也只是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