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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说：“共产党认为日本正在灭亡中国，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了，讲的极有道理。
我非常同意。”
王以哲说：“西北苦寒，我们现在打红军，是用拼命换饭吃。全体官兵都不愿
“剿共”了，希望副总司令带领我们去打日本。。
后来，便有了红军放回高福源联络张学良谋求停战抗日，有了李克农与张学良
的晤谈，有了刘鼎常住张府，更有了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天主教堂的彻夜长谈……
“九一八”五周年，金国沸腾，西安也爆发大游行，游行队伍高托“向国民党
情愿书”、“上副司令请愿书”，口号声响砌云霄。许多人劝张学良不要出面，张
说：“政府不敢与民众对话；还算什么政府？”坚持戎装出见。面对鼎沸的人群，
他悲怆地宣布：“请大家相信我张学良，我身为副司令，一定要率军为国效死，为
民报仇。‘九一八’以来，有人送了我一个不抵抗将军的名称。我张学良一腔热血，
有人的人格，有军人的人格，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向国人证实这一点！”
再说这时的杨虎城，也是思绪如潮，心神不宁。他原是冯玉祥的部将，多年在
西北军干事。直到1929年蒋、冯矛盾激化，他才审时度势，择主而事，跟了蒋介石。
第二年，蒋、冯、阎大战中原，杨虎城为蒋十分卖命，依战功耀升至十七路军总指
挥。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他从来都不是可以信赖的人。他当陕西省主席，东有潼关
顾祝同挟制。他当西安绥署主任，西边又多了个省主席马鸿逵。东西均无法发展，
只能局促于陕西一隅。不久，那力子又取代他做了陕西省主席。归其究底，自己不
是嫡系，纵有多大功劳，也是一员降将，鸟尽弓藏，降将能有什么好运？这且不说，
“那张学良率东北军颠沛流离，被蒋介石驱之人陕，既为“剿共”，暗地里也含有
与十七路军争夺三秦地盘的用意。这里的形势也使然，不能不争，那么多无家可归
的军队拥到这并不富足的地方，而张、杨在诸多将领中又决非甘居人下的等闲之辈。
这一着棋正是蒋介石权术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张、杨依蒋之言戮力“剿共”，对红
军是致命的打击；二人若为争食争地而结怨，“内讧”、“火并”，谁也免不了损
伤元气，最后只好由南京政府来收拾残局——是谓“一石三鸟”。杨虎城相当冷静
地看出了这一招，想出了对付的办法。张学良兵重位高，杨虎城为其下级，然而东
北军有失土之恨，患难的朋友好交。张学良到西安后，杨虎城友好相待，十分尊重。
几番交往，两位过去从未打过交道的将军便携起手来，并设计了一套“暗通明不通，
上合下不合”的策略，以对付南京。杨虎诚过去就与共产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
时同张学良一样，与共产党建立了秘密同盟。于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产党扭
成一股劲对付蒋介石，形成了有名的“三位一体”，完全打破了蒋介石的“一石三
鸟”计划。
西安城里有国民党省党部，有宪兵团，有军警联合稽查处，明里暗里特务多如
中毛，对张、杨的举动就没有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吗？不。其实早在9月，蒋介石就得
到了各种各样的报警情报。9月20日，心腹爱将陈诚已向他密报了张学良的苦闷心情。
张学良通过冯庸向陈诚作了如下陈述：“余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
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此种
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
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
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田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陈诚深感事
关重大，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职意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
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
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
蒋介石狠重视张学良这一动向。他在接陈诚密电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
之隐恩，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盖
共匪利用其‘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
面对军队进行策反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于国内，
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中国
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
丧失战志。”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头脑非常清醒，他对于西北问题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
然而，清醒的认识并没有导致清醒的行动。相反，他陷入了一个又一个误区。
10月22日。蒋介石从南京乘专机来到西安，下榻于东郊的临潼华清池。华清池
是个风光绮丽之所在，它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恋爱故事而温馨于世。
蒋介石初到西安，装出一副颇为悠闲的样子，让张学良、杨虎城陪着，游览了
秦陵、黄陵、华山、终南山。在游山逛景的消闲气氛中，蒋介石询问张学良：“汉
卿，你近来看些什么书？”
“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叫《辩证唯物论》，一本叫《政治经济学》。”张学
良坦率地回答。
蒋介石心想，这还得了，怪不得他们在西北搞什么联合抗日，不愿跟我去“剿
共”，原来正在接受赤化。他一本正经地数落张学良：“这些书都是苏俄人写的，
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再看这些书了！你要读好《大学》、
《曾文正公全集》，读通了，一辈子受用不尽。”
张学良听后。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东游西转几天之后，蒋介石终于露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向张、杨宣布他的“
剿共”计划，要求张、杨立即做好一切准备，向陕北红军进攻。谁知张、杨不同意
继续“剿共”，反面劝蒋介石领导抗日。张学良甚至把毛泽东、周恩来给自己的信
转给蒋看，请他顾及民族前途，接受中共的建议，互派代表商谈合作抗日问题。
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怪不得有人告诉我东北军、西北军已和红军秘密联合、
酝酿抗日，原来果有此事，你们是不打自招啊！告诉你们，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
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情！你们难道不懂，如果剿匪不彻底，留下后患，将来夺天
下的必然是共匪吗？”
“全军抗日心切，如继续剿共，恐军心不稳。”张学良解释道。
“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士气问题，由我负责！”蒋介石余怒未消，乃召集东
北军和十七路军团以上军官训话。以往任何场合只要有蒋，便肃静无声，此次却乱
哄哄的，咳嗽、跺脚、交头接耳、还有拉枪栓的声音。张、杨见状，恐生意外。适
时护蒋离场。
一番部署之后，10月19日，蒋介石以避50大寿为名，由西安飞往洛阳。次日，
张学良约阎锡山一同借“祝寿”之机到洛阳进谏抗日事。刚一开口，蒋就厉声打断：
“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学良还要解
释，蒋早气得七窍生烟，戟指怒目：“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
了！”
阎锡山与张学良分别时泪流满面，说：“汉卿，看蒋先生的态度，咱们不能再
说话了，蒋介石永远不会纳谏抗日。我要保我的家乡，你要恢复你的家乡，都靠我
们自己干了。”
张学良愤然说：“我已决心不再和蒋先生谈了。可现在日军大举进犯绥东，傅
作义已起来抵抗了，全国声援，连乞丐、妓女都纷纷捐款，我们这些重兵在手的人
当有何说！”
绥远抗战激励着张学良。11月2了日，心情焦灼的张学良给蒋上《请缨抗敌书》，
其中写道：“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肉疆场，为国家
尽一份天职……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受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久磨砺，惟望
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但是，张学良枕戈待旦，翘首盼来的不是“大命朝临”，
动是从洛阳发来的予以拒绝的6字电令：“时机尚未成熟。”
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表示着自己的怨怒：“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
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即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俟告一段
落，始可换另一段落，彼于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耶！”
12月2日，张学良未带随从，孤身一人，亲驾军用飞机，再赴洛阳进谏。他耐着
性子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中抗日情绪已高涨到无法抑制，剿共军事因太不得人
心实难继续，无论如何应派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
话未说完，蒋介石就教训起来：“汉卿，你不在陕北剿匪前线，怎么跑到这里
来？你的使命是集中全力消灭共匪。”
张学良又请求蒋介石“俯纳民情”。他心直口快地说：“上海七君子究竟犯了
什么罪，中央一直讲不清楚，民众对此反响极大。事实上，他们只是要求抗日救国，
如果这样有罪，那真如沈钩儒所说的是爱国未遂罪了。委员长，赶快放了他们吧，
免得失去人心，铸成大错。”
提起释放“七君子”，蒋介石更不耐烦了，盛气凌人地说：“你懂什么？你就
专心剿共好了，政治上的事你不要管！”
张学良也开始激动起来：“委员长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
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
蒋介石一听这话，直